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关系及其调适

现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治改革实践与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学术上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之间是既相统一又相冲突的关系,因而应当确立一种"动态统一"观来认识和对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行及时有效的调适。

论民间法对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

法律的合法性缺陷包括了价值缺陷和技术缺陷。无论是哪种缺陷,一旦发生,就需要寻求救济,其救济的基本方式有立法救济和司法救济。其中司法救济是一种针对个案的日常救济。司法救济法律合法性缺陷的资源和方式有两种:一是在法律体系内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内部救济;二是在法律体系外部寻求救济方案和资源的外部救济。其中外部救济即民间法的救济。民间法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概念。作为非正式法源且对司法实践中具有规范意义的民间法,必须具备八个基本条件。对法院和法官而言,在司法实践中运用作为非正式法源的民间法,是一种权利。民间法作为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资源,只有经过法律授权和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后,才能和案件事实结合,构造裁判规范,从而完成其对法律合法性缺陷的外部救济。

哈贝马斯法律合法性思想研究

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性思想在西方合法性思想中独树一帜。它以交往理性为核心,以主体间性、动态性、程序性为主要特征,其中的程序性以程序主义法范式得以展现。哈贝马斯的法律合法性思想相较于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有独到和明显的创新之处,它并不是以伦理道德或者法律文本来证成法律的合法性,而是将商谈民主作为法律获得认同和尊重的终极理由。哈贝马斯法律合法性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促进法治认同、保障公民人权、健全协商民主。

韦伯论政治合法性与合法律性及其现实意义

政治的合法性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社会的首要问题之一,越是在变动社会中,越是如此。尽管作为西方文明成果的形式理性化法律自现当代以来不断受到质疑,但从目前所能够获得的历史经验来看,只有该种类型的法律方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基础。韦伯对此进行了系统化的理论总结,重新考察该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建构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罗尔斯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

在祛魅的时代,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已无法诉诸任何一种整全性的学说,而只能代之为全体公民所认同的公共理性。在通过公共理性来求得法律合法性的过程中,罗尔斯首先界分出具体法律规范与宪法两个层面的合法性问题,宪法的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理论的核心。公共理性对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的证明,一方面为其奠定了一整套实质性正义原则,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程序性的指南。公共理性观念不仅在理论上为整个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作出证明,而且也为司法实践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公共理性的本质在于对人的平等价值的弘扬,正是对这一价值的坚守,才使得法律能够更具可接受性。

复杂社会中的法律合法性问题——论哈贝马斯现代性的法律话语

哈贝马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关注了复杂社会中的法律合法性问题,形成了商谈论的现代性法律话语。他认为随着传统社会向后传统社会的不断演化,欧洲社会不断法律化以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需要。法律作为制度之法又作为媒介之法,在现代社会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的有效性由此表现为合法性与合法律性两个方面。自由主义法律范式和共和主义法律范式为代表的法律范式无法有效解决法律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基于复杂性社会中人们对法律规范性期待和法律范式在解释法律合法性问题上存在的理论不足,提出了一种程序主义商谈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的法律话语可以视为商谈理论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法律话语可视为其现代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哈贝马斯法律合法性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关联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的核心论题是要解决现代社会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哈贝马斯法律合法性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主要表现在: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强制与同意"论题;扬弃了法兰克福学派实证主义批判传统;重构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性观。

论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法律合法性思想

马锡五审判方式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鉴于团结抗战、方便群众的需要,马锡五审判方式注重深入调查、简化诉讼程序、强调司法调解,采用巡回法庭的方式就地审判。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孕育的法律合法性思想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强调和依赖审判人员的个人素质与魅力;重视调查取证;提倡司法调解,节约诉讼成本。

法律合法性及关联理论梳议

"法律的合法性"是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该命题是研究法学不可或缺且最富理论及最能表现出法律和政治、文化等其它上层建筑相异点的问题。通过规范主义或自然法的阐释、经验主义或社会学的阐释、以及哈贝马斯的恢复性的重建三个方面对法律合法性的理论脉络进行纵向观照并对法律合法性与政治合法性、法律合法性与法律合理性以及法律合法性与道德评价性三个方面的关联理论进行横向分析,对法律合法性及关联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议。

现代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绞结

合法性存在政治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两种形态,目前关于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尚不是很多。一方面,政治合法性是法律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合法性是政治合法性的限度和保证。另一方面,法律合法性有时会构成政治合法性的限制。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合法性困境及其重构

近年来,第三方评估作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实践机制应运而生,如何有效破解其多重合法性困境是彰显评估有效性的关键之维。基于对上海X机构近六年的评估实践,发现第三方评估政治合法性缺位、法律合法性缺失、专业合法性有限以及社会合法性不足等,均是促发第三方评估实践困境的重要根源。本研究从第三方评估根本属性、法律地位、专业自觉以及评估文化等面向反思其多重合法性生成机理,并从政治性、正当性、专业性、社会性出发,应当增强党政系统对第三方评估的政治承认,落实其法律制度保障,推动评估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并逐步培育其社会性共识和文化基础,以重构社会服务第三方评估的多重合法性体系,助推第三方评估有效参与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合法性分析

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是国际体育组织在组织内部享有的具有约束力和支配力的自主管理权,主要来源于组织成员通过契约进行的权力让渡。国际体育组织的合法性包括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社会合法性是一种事实上的合法性,是对自治权正当性的承认;法律合法性是对社会合法性的权威确认。国际体育组织的章程确立了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内部法律合法性;国际体育组织设立国关于社团设立的相关立法以及关于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律文件则确认了国际体育组织自治权的外部法律合法性。

独立学院办学模式合法性探析

独立学院办学模式合法性是指独立学院办学模式本身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及有效性而获得民众的服从、支持与承认。按照合法性来源分类,独立学院办学模式合法性可划分社会合法性、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四种类型。为获得充分的合法性,独立学院办学模式在发展过程往往采取各种措施从社会、政治、行政与法律领域获得合法性。

老年社团合法性的案例研究——基于对杭州市吴山天风腰鼓队的调研

在"银发时代"急速来临的背景下,各类老年社团研究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本文选取"杭州市吴山天风腰鼓队"这一老年社团为个案,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法律合法性三个层面对其曾经或者目前正面临的合法性机遇与挑战进行剖析,并从中挖掘出三种合法性的内在联系进而抽象出其合法化机制。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NGO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评

在过去注重革命的意识形态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转型背景下,我国政府逐步地减弱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制度设计为社会发育NGO提供了可能性。近年来,我国NGO的数量不断增多、影响力日益增大,但政府施行的"双重管理体制"在登记注册方面束缚着NGO的成立,导致NGO合法性的缺失;而同时,合法身份本身也存在着两面性,在现行法律秩序不完备的情况下NGO对合法身份的盲目追随相反会导致其独立性的缺位。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NGO合法性研究文献的整合和评述,以期为我国NGO合法性的建构提供借鉴和参考。

权威、合理性与法律——拉兹的法律权威论研究

权威的正当性问题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核心问题。拉兹构建了服务性权威观,并将服务性权威观的依赖论、常规证成论和优先论这三个命题运用到法哲学中,倡导一种有限且敏于语境的法律合法权威观念。他认为法律是否具有合法权威以及所具有合法权威的范围因人而异、因具体情形而定。这一理论观点否定了公民服从法律之一般政治义务的存在,其理论旨趣在于捍卫公民的自由。

事实性与有效性:现代法律的重建及其方法——哈贝马斯的法学方法论初探

重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目标。为此,他首先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然后通过普遍语用学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商谈论与法律理论联结起来。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分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他基于法律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主张引入商谈论来调和这种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有效性理论。

哈贝马斯视域下的“交往权力”法律观

在前法治国里,法律虽一直存在,却只是充当政治权力的工具手段而没有体现自身的价值目的,法律自身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决。哈贝马斯将哲学社会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引入法学研究,提出交往权力的概念,认为正是交往权力产生了合法之法。交往权力是民主和法治紧张关系的缓冲器,交往权力通过对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制约来保护公民的权利。法律是交往权力借以转化为行政权力的媒介,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我繁殖,并因此发挥了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的价值目的功能,从而获得合法性。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西方法律体系的重构

在西方社会,为法律的合法性提供保证的传统形而上学世界观已崩溃,法律只能通过民主这一形式而获得其合法性。传统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过于强调个人的基本权利,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过于强调共同体的自治,这两种理论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从而使法律的合法性再次处于困境之中。哈贝马斯强调,话语民主是话语原则的形式法律化,它一方面可以合理重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又可以赋予共同体权力的合法性。话语民主赋子权利和权力以合法性,现代法治基础可得到进一步巩固。他的话语民主理论是在新的批判性反思基础.上重新为西方法治探索合理途径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