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两大前提——基于2013年部门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

部门哲学的蓬勃发展推进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但远未达到理论和实践发展所要求的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要使部门哲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自觉探究和推进部门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与转换。从部门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合法性辩护与方法论创新是推进部门哲学及整个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化的两大前提。其中,在科学界定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明确自身的理论边界,是为部门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关键,并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作支撑。方法论创新主要包括各部门哲学自身方法论及其意义的反思,整体研究思路、范式、视野的提升与转换,具体研究方法、方式的发掘与创新。推进方法论创新,需要加强学科间的对话与联盟。

当代教育意义的失落、反思与重建

教育意义的“在场”是教育制度合法性辩护与合理性存在的必然逻辑与根本依据。“意义是人之存在的意义，指的是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克服一切障碍、创造属人世界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它表现为精神上的充盈、生命活力的激发、自我素质的超越以及人之主体性发挥的自由创造感等。”而在当下，唯物质主义思想的泛滥、功利主义与实效主义的猖獗、公众社会责任意识的淡化以及良好品德的缺失，等等，都在表明与昭示着当前教育意义的严重缺失与无奈。因此，寻求与实现教育意义的回归与复兴，也就成为了我们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与历史使命。

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基础和形式

历史上儒佛道三教开展对话的基础前提是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儒家思想实现了制度化,有了政治和社会上的客观形态,这样儒佛道三教对话的形式便表现为儒家以独尊的地位对佛家和道家的政治、社会功能价值进行评判,而佛家和道家面对儒家的评判则在儒家的独尊地位面前对自身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合法性进行辩护,对话的性质是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沟通。

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探析

道德教育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是作为引导人们解决社会共同生活中出现的个体和群体、情感和理智、利己和利他等诸种矛盾的方式而存在的。离开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道德教育既没有产生的可能，也无存在的必要。无疑，让悬空的道德理想根植于人们社会生活的现实，认识到生活世界中所蕴藏的道德教育的巨大潜能，乃是道德教育突破长期以来自我禁锢于知识传授和理论推演中，提高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反思性成果。但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当前展开的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尚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批判性的语言远远多于建设性的话语，使这一观念失去了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因此，重新认识道德教育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在哲学的高度上回答道德教育何以回归生活世界的问题，既是现代道德教育对其合法性辩护的需要，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重建人类道德理想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转向

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和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利益结构和观念结构日益多元化,这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明显加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开始面临严峻挑战。为此本文主张,只有实现从合法性辩护到合理性辩护、从封闭式研究向开放式研究、从文本本位到实践本位等三个转向,马克思主义才能通过吸纳整合一切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强化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从而巩固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中学语文教师的价值危机与价值重建

胡立根老师的文章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有语文教师"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为什么要有语文课"一起,构成所谓"语文科立科合法性辩护"。"为什么要有语文教师""为什么要有语文课"的问题,应该分两个层次来看:一是语文科本身的特殊性,二是语文教师、语文教学本身做得怎么样。语文科与其他学科有很大的不同,它很容易做"无用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语文教学、语文教师,也没有做好,做的事大都属于"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不该教的教了无数,该教的又没有教"这一类情形。当然,"为什么要有语文教师"与"为什么要有语文课"也有些不同。对于"为什么要有语文教师"来说,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决定了语文教师这个职业的不可替代性,不可或缺性。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师在课堂里做的事,到底有多少属于"别人做不来,只能你来做"的范围?我们能不能来一次集体反思:我们到底在语文课堂里做了些什么?或者再进一步问:我们到底想做些什么?或者更进一步问:我们想做什么与我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有距离吗?有反差吗?语文课程改革,其实不是在哪一个细节上出了问题,或者说,相对于另外一些问题,这些细节问题是小问题。语文教学改革的"大问题"是: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这就是所谓"中学语文教师的价值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作高深。这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也许,语文新课程,正等待着人们对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意识形态何以提高经济绩效

传统意识形态研究主要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展开，多集中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合法性辩护和社会控制功能等方面的讨论，相比之下，对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以及其作用于经济绩效的具体机制的探讨尚显不足。诺思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给予我们某种启示。意识形态作为结构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其经济功能主要有解释功能、约束功能和节约功能。

贤能政治的未来——评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冷战的落幕也带来政治制度的想象的贫困化。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宣布'历史终结',尽管因其表述过于夸张而引起诸多批评,但在西方确实已经形成这样一种主流信念:在多党竞争选举模式之外想象别的政治模式,不仅不正当,也是注定没有什么前途的。这当然是一种缺乏历史感的信念———在更早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更大的'民主'话语权,深陷越战泥潭和国内种族冲突的美国很难理直气壮地以'民主'为自己辩护。

认识论:儒释道耶的一种比较

认识论的始原性提问是关于终极实在的提问 ,此乃认识论的逻辑起点。基督教的提问对象是“存在” ,由此它既肯定了关于世界的经验知识的真实性 ,更进而揭示了经验知识得以成立的先验条件与超验依据 ,使其整个知识论体系拥有严密的逻辑辩护。儒与道的性问系之于“存在者” ,由于将存在者视为自存的 ,这使其无意于认真思考知识的合法性辩护问题 ,贬抑和割裂语言与思想的同一 ,使其认识最终陷于非认识性的神秘 (更多的是道家 )与独断 (更多的是儒家 )。释家问的对象是“不存在”或虚无 ,由于虚无不过是存在者的另一面相 ,故在语言观等方面与道及儒并无根本区别。但由于以论证世界的虚无为旨 ,释家既否定了认识主体的存在 ,也否定了认识对象的存在 ,并进而否定了知识本身。

欧洲政策思想史中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

本文将"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放在欧洲政策思想史的背景中来解读,认为其核心内涵是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来塑造目标和价值,并依此塑造科技创新的路径和方向,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这一核心内涵并没有超出哈贝马斯在1960年代关于科学技术与政府统治之关系的思想,即关于政府支持科技创新的三重合法性辩护、对共同目标和科技发展路径的双重塑造,所增加的新内容就在于如何实现这双重塑造的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