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数额

计算损失时,专利法仅考虑"实际损失"与完全赔偿原则出入较大,解释论上应作扩大解释;立法论上对于许可费损失等非难以量化的间接损失在加害人有故意的条件下,应纳入赔偿范围。对于规模经济带来的益处等特别遥远、发生概率较低的潜在损失具备悖俗和故意两个要件亦应考虑。证明因果关系时,勿强求流失利润与销量间高度因果联系之证据;但确定预期利润损失时仍应采"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适用获利法时,法院可调取税务部门的纳税记录间接确定;专利权人营销能力和制造能力不足以达到侵权专利实施品数量时,要减少利润的核定。适用法定赔偿时可依数量、加害行为、侵权行为人、主观状态细化并参照损失法上的不同法益位阶酌定损失。

从“斐乐”案看商标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

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惩罚性赔偿在商标法中首次予以明确规定。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方法计算赔偿数额时,要考虑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标是为了遏制侵权,发挥法律的威慑作用。适用惩罚性赔偿方法需要首先计算出原告损失或侵权获利或许可费。在判断"恶意"时,要把握"明知"且"故意"的判断标准,对于"情节严重"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要根据侵权人不同程度的主观过错与侵权情节的不同表现,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区间内确定与其相匹配的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的合理倍数。

商标侵权中损害赔偿数额的探究——以纽巴伦公司诉广州新百伦公司侵害商标权案为视角

2017年5月,纽巴伦公司诉广州新百伦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落下帷幕,法院没有支持原告提出300万元的损害赔偿,而是适用法定赔偿判定赔偿额为25万元。本文以此案为切入点,对我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额确定制度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究,并对域外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额确定进行了比较研究,就对我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额确定规则的完善给出了若干建议:一要明确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额的确定,如允许商标权人自由选择索赔方式、细化损害赔偿额确定方式的适用条件和明确计算损害赔偿额的考量因素;二要合理适度应用法定赔偿,主要是合理界定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和规定法定赔偿的考量因素;三要完善商标侵权举证规则,将证据披露制度和举证妨碍制度有机结合、采取优势证据规则认定案件事实并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

论知识产权全面赔偿数额之确定

全面赔偿原则下的"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和"合理许可费倍数"是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赔偿数额确定方法,但存在可操作性不强、具有顺序限制、举证困难突出、未考虑主观过错等缺陷。应明确赔偿数额的确定基准,赋予权利人赔偿数额确定方法适用的选择权,明确过错在赔偿数额确定中的地位,切实发挥全面赔偿原则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