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居民企业境外间接转让股权中“合理商业目的”认定标准研究

BEPS背景下,各国面临税收收入的压力,积极应对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以保护国内税基,我国通过企业所得税法47条确立了以合理商业目的原则为主的避税认定标准,并通过一系列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细化,但仍有未明确之处,需要通过执法和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对合理商业目的含义具体化。儿童投资主基金案中执法机关在认定合理商业目的时忽略非税收利益因素。司法机关秉持国库主义立场,高度依赖税务机关的认定标准,合理商业目的的司法认定标准严重缺位。印度法院在沃达丰案中尊重纳税人交易自由,从整体视角认定合理商业目的,并在后续立法中引入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对“合理商业目的”税收立法条款的再解读

自《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概念以来,国内税法及相关税务实践部门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了反证性认定,同时,国际税收协定中也存在对"合理商业目的"相关条款。据此,本文通过对相关条款的解读,并附加案例分析,期望理论及实务界能在该领域达成合理性的反避税共识。

我国“合理商业目的”反避税进路的反思

自2008年企业所得税法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引入“合理商业目的”以来,合理商业目的成为我国反避税制度中的核心概念,缺乏合理商业目的与避税行为被等同起来。反避税制度的新近发展表明,当前对该概念已经形成路径依赖,这种制度发展的进路需要反思。文章通过梳理合理商业目的原则在其起源国的产生、作用以及在我国税法中的发展,认为商业目的不应成为界定避税的唯一要素。同时,现行一般反避税条款以此为核心要素,实际上是回避了对避税行为的界定,因而需要基于现有立法和反避税理论对合理商业目的进行功能梳理和复位。

利益与路径：税法中“合理商业目的”的反思——基于戈尔茨坦诉国内税务署案的分析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与国家的征税需要（进而会采取反避税政策）会永远处在互动博弈之中，合理商业目的成为很多企业或个人进行税收筹划的重要工具。一般而言，合理商业目的指的是税法要求预期的交易具有区别于完全依靠减税获得的税收利益之外的单独经济利益。如果不具有此类利益，就不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在税收发展历史上，有关于“合理商业目的”方面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戈尔茨坦诉国内税务署案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结合此案例，进行了相关分析与检视。

非居民企业股权间接转让中合理商业目的判定

在判断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形成避税的情形下,法律对于"合理商业目的"这一规定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通过分析"杭州儿童投资主基金案",对如何理解"合理商业目的"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合理商业目的"进行探讨分析,以期为后来研究提供一些建议。

从一起非居民企业间接财产转让案看合理商业目的的判定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企业试图通过在海外设立空壳企业并利用复杂的税收架构规避纳税义务。惯常的做法是非居民企业通过在海外间接转让中国境内财产,规避缴纳中国企业所得税,从实质上造成对我国税基的侵蚀。

我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中的合理商业目的判定--以印度沃达丰间接股权转让案为例

针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中国居民企业股权相关所得的企业所得税处理,我国发布了多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本文结合印度沃达丰间接股权转让案,对如何理解合理商业目的及在实践中如何判定合理商业目的进行探讨。

税法中“合理商业目的”的应用场景、政策辨析与完善建议

合理商业目的作为反避税业务的核心原则,在《企业所得税法》第六章第四十七条得到正式体现和确立。实务中,由于合理商业目的、税收目的、经济实质原则、正当理由等概念内涵和外延模糊,税企双方经常在如何适用方面存在较大争议,亟须在理论上加以明确和完善。本文从合理商业目的主要应用场景、避税与节税判定标准、相关原则比较辨析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岀政策完善建议。

浅析合理商业目的

随着BEPS行动计划的出台,反避税获得各国的持续关注,而一项经济行为是否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也成为税务机关对避税案件调整的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合理商业目的起源和中国在此方面立法和实践的讨论,分析合理商业目的与商业实质的异同。

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问题的检视及完善

一般反避税条款具有兜底性和开放性,是数字经济时代应对纳税人日趋复杂和隐蔽避税手段的重要武器。但一般反避税条款也是一把双刃剑,其不确定性在给反避税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障难度,使一般反避税条款在适用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为更好地发挥一般反避税条款的反避税功能,需从利益平衡角度出发,以纳税人中心主义为一般反避税条款适用的价值取向,理清避税行为认定标准的关系及判定方式,将税收核定定位为一般反避税调查的辅助手段,并以“谁主张谁举证”为原则构建二元化的证明规则。

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的完善

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重要的税收形式,在现代国家税收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为了促进税收公平和税收稳定,防止国家税基被腐蚀,2018年新修订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新增了一般反避税规则,弥补了个人所得税法中反避税规则缺失的漏洞。但由于《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在颁布时删除了关于一般情况反逃税规则的具体适用条款,导致该规则面临空洞化的窘境。因此,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应当进一步细化合理商业目的的判断标准并且完善程序性规定,切实贯彻立法宗旨。

“一带一路”沿线间接股权转让反避税立法研究

当前一些国家在国内法和国际税收协定中建立了关于非居民直接转让股权的征税规则。但是,非居民可以通过筹划设计公司股权的层级架构,间接转让投资东道国企业的股权,从而规避其在直接股权转让规则下的纳税义务。对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特殊反避税规则,即间接股权转让规则(ISTR)。分析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股权转让税制尚处于“碎片化”的不协调状态,多数国家尚未建立ISTR,其原因和不利后果是多方面的。少数沿线国家虽已建立ISTR,也存在着各种缺陷与不足。对此,我国应积极谋求实现“一带一路”区域股权转让税制的“软联通”,引领沿线国家普遍建立和不断完善ISTR,以共同维护沿线国家在股权转让领域的税收利益,并使之与商业自由等政策目标实现动态协调平衡。

解释论视角下企业所得税避税行为判断思路的构建

对于避税行为的判断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与《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试行)》分别对合理商业目的与经济实质的概念予以阐释,但仍存在概念模糊、逻辑矛盾等不完善之处,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在通过比较法研究和对判断逻辑的梳理后可以发现合理商业目的和经济实质之间实际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据此对我国法律规定进行检视,现行法实际上可以确定以合理商业目的作为避税最终判断标准、经济实质作为合理商业目的判断依据之一的判断思路,并依此思路对一般反避税调查程序提出相对可行的方案。

中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反避税规则的反思与完善

中国已初步建立了针对非居民企业间接股权转让的反避税调整机制,以预防和处置可能出现的税务欺诈或避税行为。然而,税收管辖权的不完备性、认定标准的模糊性,以及税收征管模式等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已经成为实现特别税收调整意图的障碍。结合中国反避税实践以及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部署,应在坚持税收法定主义的前提下,健全立法、完善规则,以实现国际税收协作与正义。

新《个人所得税法》反避税条款研究

避税行为是一种与税法目的相抵触又无法得到法律直接适用的脱法行为,是纳税人滥用私法赋予的选择可能性进行的减轻税负行为。2018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首次在个税领域引入了反避税规则,包括以“合理商业目的”原则为标准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和对“独立交易原则”“CFC规则”等特殊反避税规则的规定,同时引入自然人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加强税收联合监管。但是《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仍然存在不完备之处,需要加以完善。可以考虑从具体细化各项规则判断和执行标准、对行政机关反避税立法进行约束、细化部门间联合监管信息披露标准、响应国际反避税行动等方面入手,深入完善我国个税反避税规则,在实践中循序渐进,形成适合我国社会实践需要的个税反避税规则体系。

非居民企业境外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应防范税务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更迭和经营模式日渐多样。面对越来越多的境外股权转让业务,税务机关在加强征收管理的同时也在抓紧国际反避税相关法规的建立完善,非居民企业境外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的涉税风险日益增强。因此,非居民企业境外间接转让中国应税财产应该周全考虑,防范税收风险。

我国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现有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政策在多年的实践探索中日渐完善,为促进企业重组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较好的政策保障,但在合理商业目的条款、定向增发股票的计税基础、组合支付下重组资产计税基础规定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为充分发挥税收引导调节企业重组的功能,本文建议着重从以下方面完善相关政策:充实合理商业目的条款;保持定向增发股票行为中交易主体在不同处理方式下的税收待遇相等;增补组合支付下重组资产计税基础的规定;优化重组业务相关税收征管措施。

借助资产评估技术巧算股权间接转让所得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财产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对非居民企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股权间接转让行为,要求根据经济性质重新定性并确认股权转让所得,但却没有提供确认方法。根据导管公司特征,借助资产评估学中企业价值评估的成本法理论,能够顺利解决上述难题,并使得后续股权转让交易的税务处理符合中性原则。

非居民企业反避税政策存在问题及政府审计发挥作用的路径研究——以“儿童投资主基金税案”为例

随着我国吸收外资持续增长,由此带来的非居民企业间避税问题日益严重。本文选取典型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税案"儿童投资主基金税案"为例,针对目前我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反避税政策与实践中,存在合理商业目的判定主要注重客观因素、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未被列入税法、司法机关约束能力有待提高、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独立性弱化提高了企业的税收激进程度等问题,重点关注税务机关和法院如何进行合理商业目的测试,并尝试通过对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7号公告中合理商业目的判定要件进行主客观分类,分析判定要件设置的合理性。本文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完善我国非居民企业间接转让股权反避税政策的作用路径主要有推动执法机关实事求是地判定是否是"合理商业目的",促进一般反避税条款的不断完善,推动税务机关和司法机关不断提升反避税能力,不断加强政府审计强化反避税部门联合监管。

我国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法律思考

反避税问题是迄今一直被众人所探究的,学者们对反避税规则的法律思考角度虽然不够新颖,但针对此规则提出的问题却一直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国税法,侧重于企业的避税行为,针对个人领域的规制显得十分单薄,这给予税务机关实践中极大的主观“任意征税权”,因此主观的评判也需要有客观的衡量。2018年最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突出的一大亮点是新增了反避税规则,这不仅仅在理论上填充该税种反避税的立法空白,在实践中还能防堵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为优化我国营商环境,本文重点对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反避税规则的现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不足之处。最终,提出有针对性和有建设意义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