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合理性证明意味着什么?

道德合理性证明问题是当代西方伦理学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关涉理性与合理性的区分,反映出西方理性观的变化。基础主义证明方法在道德合理性证明问题上已经缺乏说服力。在当代西方伦理学中,道德合理性证明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叙事和道德论证。叙事和道德论证之间的紧张关系制约着当代西方伦理学的可能发展方向。

对合同法合理性的思考

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对合同法合理性证明的完成,合同法的合理性应当来自于更高的社会规范,不能由其自身来加以证明。意思自治与财富最大化是当代证明合同法合理性的两种主要参考标准。

社区居委会“开证明”的尴尬与矛盾

我国的城市居委会体制建立于50年代初,自它成立之日起,就在城市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在单位体制下,居委会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但它仍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纽带就是"开证明"--居民办理某些事务时,很多部门都要求由居委会来出具相关证明,比如居住证明、户口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等.特别是无具体单位的居民,更是离不开居委会的证明.

正本清源:正当防卫权利之本的应然回归

正当防卫的权利之本是正当防卫成立条件设置的基础与解释之源,但国内学者大多停留于介绍国外理论学说而没有进行必要的追问,以致正当防卫的权利之本没有达成共识,这是有关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解读百家争鸣却难以平息的主要原因,也是有关防卫案件的司法裁判难以让人信服的深层根源。由于法益大小的衡量、法益位阶高低的判断变得越来越困难,“法益衡量说”和“优越利益说”的解释力越来越低。“社会秩序维护说”难以发挥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解释功能,“个人的自己保全说”无法演绎出正当防卫的边界。“社会相当性说”贴近正当防卫的自然法之源,可以实现法理与事理的对接,会使正当防卫制度更接地气,得到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指导意见及其指导案例的间接肯认。另外,将社会相当性作为正当防卫的权利之本,不会重回法律与道德的混同,社会相当性的判断标准模糊的缺陷可以克服,判断要素无限、判断标准多元的问题可以解决。

麦金太尔“传统”观念探究——基于“追寻美德筹划”的分析

“传统”是麦金太尔“追寻美德筹划”中的核心观念。在《追寻美德》中,麦金太尔初步说明了何谓传统,它如何为理解美德提供背景。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麦金太尔论述了一种基于传统的认识论,引入了探究传统的观念,强调在进行道德探究的时候离不开其背后的传统;在《三种互竞的道德探究观》中,麦金太尔论述了托马斯主义的探究观,认为这一探究观是基于传统的道德探究观。麦金太尔的“传统”观念引起很多学者的异议,他们批评麦金太尔加剧了道德相对主义、用权威和信仰替换了理性、这一理论并无现实性等等。仔细思考麦金太尔传统观念的语境,这些批评都能得到相应的回应。麦金太尔对于“传统”的强调为伦理学探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企业与人权的伦理关联

从文献上看,关于企业与人权的具体讨论尚未进入中国伦理学者的视界,尽管对这一问题的伦理思考本身具有其他学科领域(如法律、政治等)的理论论证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外在的压力和挑战与内在的伦理动机是企业与人权伦理关联合理性证明的两个必要元素。

论康德的善良意志概念

本文通过对康德的善良意志概念的分析表明,善良意志不仅是善的,而且是无条件的善,其它任何东西如果能够成为善的话必定是有条件而善的,因而是有条件的善,这些条件系列虽不是直接导源于、但其终极性却在于善良意志的善良性,由此引导出与善相关联的伦理学的合理性证明:一方面有条件的善的合理性在扌其条件性,而这种条件性最终在理论上又导向善良意志;另一方面善良意志的善良性的合理性不仅在于有条件的善对条件的理论终极性的必然要求,而且最为重要则在于意志活动本身即意志的自.由性,因为善良意志的善良性之无条件性本身就显示出它如要满足合理性要求就不能诉诸于任何外在于、并有可能制约意志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本文作者认为,康德的善良意志概念所要表达的重要道德意理就是,意志或者毋宁说意志之自由是任何善物之为善的根据,是我们借以进行道德判断的价值的源泉。于是在康德那里,作为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善与自由便在意理上融入互通互释的概念结初之中。

Hyperbolicity of unitary involutions

We prove the so-called Unitary Hyperbolicity Theorem,a result on hyperbolicity of unitary involutions.The analogous previously known results for the orthogonal and symplectic involutions are formal consequences of the unitary one.While the original proofs in the orthogonal and symplectic cases were based on the incompressibility of generalized Severi-Brauer varieties,the proof in the unitary case is based on the incompressibility of their Weil transf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