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道名誉侵权抗辩之合理核实义务研究——基于《民法典》第1025条和1026条之分析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报道名誉侵权案件日渐增多,合理核实义务作为一种抗辩事由,对平衡名誉权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关系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民法典》第1025条与第1026条明确了“合理核实义务”抗辩事由,使得“合理核实义务”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形式被规定并合法化。遗憾的是,现针对“合理核实义务”的相关法律文本并未完全吸收关于解决新闻报道名誉侵权案件所取得的宝贵经验,还存在着合理核实义务主体不明、合理核实义务的适用范围与审查范围模糊以及合理核实义务抗辩的认定标准不清等问题。构建合理核实义务抗辩制度必须改变原有的“重名誉而轻言论自由”的模式,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与舆论监督的权利。首先,明确合理核实义务的主体,将公民个人与其他非专业组织纳入到合理核实义务的主体范畴;其次,扩大合理核实义务的适用与审查范围;最后,建立分级认定核实义务标准制度。如此,以增强我国合理核实义务抗辩制度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民法典》视域下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的“合理核实义务”

《民法典》第1025条、第1026条所构建之规则体系,给予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者抗辩保护的同时,要求行为人在言论严重失实的情况下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以作平衡。解释论上,确定承担合理核实义务之主体时,应注意将无新闻资质的社会公众纳入“舆论监督”者、对“等”采狭义理解、降低“为公共利益”的证明门槛。行为人应承担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证明责任,但前提是权利人证明被诉言论有“质”的失实。第1026条实为确定合理核实义务强度的因素列举,其逻辑理据可整合为实质信源原则、“具体人”原则、利益衡平原则。具体运用各因素时宜采光谱化的思考模式,在利益衡量基础上吸纳比例原则思想。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之判断属独立问题,可类型化出征询权利人、客观报道、行业惯例、基本的形式审查义务等典型情形便利裁判。

新闻报道中合理核实义务因素的认定及其启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首次提出了合理核实义务,并规定了认定合理核实义务的六个因素,最大限度地平衡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名誉权保护。然而,新闻工作者对合理核实义务的理解与贯彻仍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选择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威科先行三个法律数据库作为样本来源,通过对民法典施行后涉诉媒体被适用合理核实义务因素的频率分析,得出“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是适用最频繁的单个因素,而“内容的时限性”和“核实能力与核实成本”是最被弱化的要件。“内容来源的可信度+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是决定媒体胜败的组合关键因素。核实义务也应该分层级,专业新闻媒体、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媒体应负有不同的合理核实义务。

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人的“合理核实义务”研究——基于《民法典》第1025条和1026条的释读

《民法典》第1025条首次明确了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行为人在名誉权纠纷中的注意义务标准:"合理核实义务"。《民法典》第1026条列举了行为人违反合理核实义务的六项认定因素。它们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确定行为人应该承担哪一层的核实义务;另一方面是判断行为人是否违反应尽的核实义务。本文对一般核实义务、高度核实的确定规则与违反认定规则以及转载行为人的审查义务进行了探讨。

新闻转载如何避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基于《民法典》“合理核实义务”的思考

无论是原创媒体,还是转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都应该避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名誉权。文章认为,原创媒体可以通过持续关注,避免对最终排除犯罪嫌疑的当事人造成名誉侵权。但转载媒体受海量信息、地域限制、核实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持续转载可能性偏低,较之原创媒体有更大的名誉侵权风险。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新闻媒体负有"合理核实义务"。文章基于"合理核实义务"的思考,提出新闻转载中如何避免侵犯犯罪嫌疑人名誉权的策略。

《民法典》在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上的探索与创新

《民法典》专门针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规定了免责条款,体现出对言论表达重要性的强调,使得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保护得以落地,有利于统一裁判尺度,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这些规定也存在缺乏完整构成要件的问题,尚待司法实践结合个案情况加以充实。《民法典》为新闻报道行为人构建的抗辩事由并不改变侵权责任基本归责原则,但其中的合理核实义务认定条款顾及新闻传播主体的工作特点和规律,值得肯定。第998条虽然不是专门的免责条款,但该条通过列举多项衡量要素,否定了那种认为只要发生人格利益侵害人格侵权就成立的观点和做法,为司法实践中新闻抗辩事由认定提供了方向和方法上的指引。

论名誉权保护的刑民协调必要性——以行为人主观状态为中心

我国刑法与民法对名誉权的保护存在差异。在损害他人名誉事实非真实性的主观状态上,刑法采“故意捏造”标准,而民法采“合理核实义务”标准。虽然法律部门差异和刑法谦抑可作为解释理由。但我国的刑民差异与美、德等国不同,这些国家均有其实现刑民协调关系的机制。就体系性而言,我国诽谤法律调整的刑民差异导致法秩序整体的不协调。就价值判断而言,刑法的标准导致言论自由处于优势保护地位,在民法上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则处于同等的位阶,刑民差异与宪法价值秩序统一原则相悖。就实际效果而言,刑法将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不实言论排除在外,将造成名誉权刑法保护的畸轻或畸重。刑法与民法均以合理核实义务标准为基本规则更可取。在涉及公众人物或公共利益以及多次转发等情形,刑法与民法对于名誉权保护也存在协调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