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实质法治思想研究

实质论以形式法治观为基础丰富了法治的内涵。从实质论视角看,《管子》有关法治的论述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实质法治观。《管子》与韩商法家对法治形式规范性的思考有相通之处,首先在“以法而治”的意义上将法治做工具性表达。受黄老和谐思想的影响,为追求国家治理的合理正义性,《管子》认为法治形式规范性应当与其他实质价值相结合,共同发挥治国功能。“国富民富”的经济目标指向实质结果公平,打破了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单一价值;制度化的道德成为对法治的规范性补充;而民众意志实质限制了法治的内容。

论《唐律疏议》的“出入得古今之平”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传统法典的集大成者,被纪昀、薛允升等人评价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这是极为允当的。一方面,体现在刑罚制度和适用方面,它坚持了宽严适中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唐律疏议》的规范体系反映、践行和落实了中国传统社会动态合理正义观和"王道平"秩序观的内在要求,在律目条文中处处彰显着"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三原则。总体上看,《唐律疏议》体现了中国传统法的内在原理,即德生道成的道德文化原理和德主刑辅的法治精神。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历史事实与隐秘逻辑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德川幕府时代通过文艺手段渗透侵华思想,甲午战争暴露军国主义殖民掠夺野心,侵华战争企图吞噬中国独立思想和社会意识。日本"文化人"充当对华教育侵略的主体,在野"文化人"周密策划,在朝"文化人"理论助推,"军队作家"摇旗呐喊。"笔部队"助力"枪部队",成为对华教育侵略的主要手段。日本内阁选拔御用文人组成军国主义文艺思想战团,编造"侵华文学",助力武力侵略,粉饰战争罪恶。战前"正义化"侵华意识,战时"合理化"侵华行为,战后美化侵略本质,这是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的隐秘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