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的正当性与合理限度

近些年来,国内外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行动,尤其是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和我国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备受关注。基于平台经济竞争的鲜明特点和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合理的边界和必要的限度。美国和欧盟等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上的差异性反映了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我国需要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策略做出理性选择,以促进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实践的合理限度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实践中会出现偏差、走样,导致教育失误。教育以人为本,首先应该获得普遍的人性观认同,需要防范、弱化其中消极的一面,不应该任意张扬人的生物性、非理性、无德性。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样需要勤奋吃苦、挫折困难、批评惩罚、纪律法制等传统教育的必要辅助。

论司法审查介入高校学生管理纠纷的合理限度

由于我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滞后和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现阶段通过简单的“内部行政压制”的方式显然不能从根本解决当前日趋尖锐的矛盾,法律救济作为权利保障的最后防线必然受到当事人更大程度的青睐。但由于高校的特殊地位,司法审查介入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也存在一定的合理限度。

《侵权责任法》中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思考——从比较法角度审视

纠纷与判例及我国刚刚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引起人们对安全保障义务中"合理限度"的思考。帕斯格拉芙的世纪奇案诠释了英美法中的合理注意义务的含义,以此为例从比较法的角度思考我国安全保障义务中合理限度的界定,分析我国现行司法中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职业在安全保障义务中的作用;对合理限度合理性限制和容忍;运用合理限度的规则时注意与允许危险之间的协调以及注意区别性的原则。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探析

法律基于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目的,要求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是甚为广泛的;但经营者并不是消费者所有风险的保险人,经营者仅就"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权利主体承担相应责任。"合理限度范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立法上并未对其做出具体的规定或解释。面对纷繁复杂的案件,本文认为,在界定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范围"时,应结合具体的案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加以综合分析。

《战马》:对战争合理限度的反思——从儿童文学到电影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战马》在延续原著小说展现"人情"的基础上,对战争主题做了进一步的挖掘和反思。电影对小说进行了多方面的改编,主要包括人物形象的置换、情节的增加和对白的重新编写等,电影相较于小说,对"战争"进行了更为集中、深入的思考与呈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精神灾难是隐蔽而又深远的,电影通过参战士兵的内心挣扎和情感经历引发了人们对战争合理限度的反思。这部电影对当今局部战争不断的国际局势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

保持宽容合理限度的意义及对策

宽容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必须遵循公私分明的原则,遵循公正的价值法则,要辩证地看待宽容与惩罚的关系。无度的宽容会毁灭个体的自由与幸福,破坏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宽容合理限度的保持主要依赖于社会制度建设,可寻求通过对社会法治体系、民主体系、市场经济公平竞争机制、宽容教育机制等方面的加强与完善来予以维持与保障。

老年消费者安全保障义务之“合理限度”认定浅窥

在不同消费领域所产生的老年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中,法院在认定经营者是否已尽"合理限度"安全保障义务时,一般均以"软硬件"为标准。但在严格遵循这一标准前提下,法院通常对此类案件中的受害人——老年消费者的身份因素给予特殊考量,并以此课以经营者较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基于老年消费者身体特征与经济法实质正义价值,法院此种做法无可厚非。但司法实务案例表明,在法院认定经营者是否已尽"合理限度"义务过程中,存在泛化"老年人"身份因素的司法倾向。此种倾向不仅限制经营者行动自由,甚至威胁到为老年人提供福祉的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法律必须对此种倾向予以克制,以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与社会有序发展。

经营者告知义务之“合理限度”的界定——以家用汽车买卖为例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经营者一般性告知义务的规定难以为司法机关确定各行业各契约中经营者具体告知义务的内容提供有效指导。就家用汽车买卖而言，能明确划定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合理边界。对于新车，经营者应当告知消费者汽车的基本情况、瑕疵和缺陷信息以及售后服务情况等。二手车买卖中，经营者应尽更严苛的信息告知义务。经营者免于告知的事项包括商业秘密、与个人意见有关的信息、与影响汽车行业的市场环境有关的外在事实以及消费者可自行修得的众所周知的事实等。

论司法审查介入学术自由的合理限度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最悠久的学术传统之一。但是,学术自由也决不能成为高校规避国家法制约束和法律责任的借口,司法必须以合理的角度和方式介入学术自由的某些领域。本文在简要论述了学术自由与司法审查的内涵界定的基础上,详尽阐释了司法审查介入学术自由的法理基础及其合理限度。

试论专有技术法律保护的合理限度

我国已经建立了对专有技术保护的法律框架体系 ,但对专有技术的法律保护必须要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专有技术的保护不得与职工依法享有的平等就业权、自由择业权相违背 ,不得因强调专有技术保护而忽视反垄断 。

从米切姆“责任”内涵剖析工程师责任的合理限度

工程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进程,这使得工程师承担责任成为必然之举。米切姆定义"责任是知识和力量的函数",但随着巨型工程的日益增多,工程技术的日渐复杂,作为人类进步主要力量的"负责任的工程师"是否应当承担扩大化的责任值得商榷。本文认为该定义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工程知识的结构分类极大提升工程师辨识责任的能力;二是工程师力量的复杂多变警醒工程师审慎对待责任;三是知识与力量的不同组合共同助推工程师在合理限度内履责。只有通过辨析米切姆"责任"内涵,充分认识到工程师在知识局限和力量有限上的困境,才能理解其只应当"力所能及"地"当责",方能期待工程师的道德自觉和伦理自省得以彰显,从而"把好的工程做好"。

第三人侵权下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问题研究

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规制,经历了从合同领域到侵权领域的一个转变过程,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颁布施行之前,几乎所有与安全保障义务有关的案件都是通过合同法上的附随义务得以解决的,比如被视为"安全保障义务第一案"的上海银河宾馆案。2003年《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通过,其为在侵权领域框架下解决安全保障义务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2009年《侵权责任法》通过,其进一步奠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在侵权领域的规制基础,欣喜之余发现,虽然无论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还是《侵权责任法》,都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规制,但对于如何判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要么没有规定,要么规定得过于宽泛,不利于实践把握,本文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对该义务的合理限度进行探讨和研究。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

法律基于维护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消费者利益的考虑，对与之相对应的经营者规定了较为广泛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经营者并不是消费者所有风险的保险人，经营者仅就“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合理限度”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立法也没有就此作出具体的规定或解释，因此，本文拟从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的考量因素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论撤回公诉制度的正当根据及其合理限度——基于诉讼效益原则的制度安排

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作为检察机关和法院"合意"回避无罪判决的手段而使用的撤诉制度的正当性面临着质疑。撤诉制度的存在与诉讼模式、公诉制度、诉审分离等制度关系不大,撤回公诉制度只是在案件已经不具备继续审理必要的情况下终止诉讼、节省司法资源的一种手段,这也是撤回公诉制度存在的根本依据。由于我国撤诉制度缺乏合理限定,以及长期以来人们对错案的不正确理解,造成撤诉制度在实践中被误解和滥用,因此必须从效力、范围、审查、再起诉的条件等方面对撤诉制度加以完善。

新时代背景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诉权保障的逆向思考

"保障当事人诉权"是司法改革中的基础环节和核心命题之一。在行政诉讼实践中主要有"问题导向"型和"理念贯彻"型两种正面推进思路,但一味正面推进势必会增加其矫枉过正的潜在风险。从反向角度探寻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最小)限度,借以明确诉权保障之推进场域,不失为一全新思路。行政诉权行使限度以事物限度理论与权利限度理论为正当性来源,并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解决行政纠纷能力的有限性以及司法的谦抑性为考量因素。在诉权层次理论付之阙如的当下,行政诉权行使的合理限度应当以现行的起诉方式、起诉条件为准,且当事人以言之有理为限,法院以形式比对、核对为度。至于行政滥诉等行为的风险防控,可由当事人签署具结书的形式得以实现。

关于发放投资性贷款合理限度问题的探讨

要不要一个投资性货款的合理限度?在经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投资性贷款是一种经济杠杆,对于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大有好处,多多益善,不应该有什么限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投资性贷款是属于财政资金的提前分配,必须纳入国家计划安排,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限度。我们认为,投资性贷款是受一定的规律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