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快递包装的合理隐私期待探析

隐私权对于维护人性尊严和促进人格发展极为重要,是一项基本人权。随着互联网购物平台的兴盛繁荣,快递包装上的个人隐私泄漏风险加剧。根据传统民法理论,(原)物主的权利因抛弃行为而消灭,然而,根据解构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从正向构成要件和反向排除规则上对此进行辨析,可以发现作为民法上无主物的废弃快递包装仍然应当成立(原)物主对其隐私权益受法律保护的合理期待。

合理隐私期待视阈下的公共场所隐私权保护

隐私权已从私人住宅扩及公共空间,而"隐私止于屋门之外"的传统隐私权保护理论已经无法有效维护自然人的自由与尊严。虽然我国立法尚未对公共场所隐私权作出规定,但是无论在比较法层面还是在我国司法实践领域,认可并保护公共场所隐私权已是势在必行。公共场所隐私权并非悖论,以"全有或者全无"的方式来简单界定隐私是僵化的、机械的。公共场所隐私权的保护以具有"合理隐私期待"为提前。关于合理隐私期待之"合理"的判断,不仅要考量侵扰的目的、场合、方法等客观因素,而且要借助比例原则进行主观上的价值衡量。

美国隐私权法中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探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atz v.United States一案的判决中,首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合理隐私期待"标准。该标准的适用结合了主观隐私期待,与客观社会公众的隐私观念,对隐私权的保护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对于我国隐私权法律的发展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联邦最高法院将隐私权纳入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后,Harlan大法官在Katz案的协同意见中提出了“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只有公民的隐私权主张符合合理隐私期待标准,法院才会认定公民享有隐私权,政府的刑事侦查因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而构成搜查或者扣押。联邦最高法院在适用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提炼出一目了然原则、第三方原则、非法信息无隐私等具体化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下位标准。为了维护自由与安全的平衡,联邦最高法院对一目了然原则和第三方原则进行了修正。联邦最高法院在修正一目了然原则时提出了Mosaic理论,其后,Mosaic理论又被联邦最高法院用于修正第三方原则。虽然合理隐私期待标准饱受争议,但不可否认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契合了隐私权的基本属性,并且具有很强的灵活性。鉴于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应借鉴合理隐私期待标准,加强保护我国公民在刑事侦查中的隐私权。

合理隐私期待理论的本土化适用与理论构建

合理隐私期待理论源于196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卡茨案",案中所创设的两步分析法为公民隐私权保护提供了依据。随后,美国普通法对合理隐私期待理论进行填充、改造和发展并将其运用到平等主体间的隐私侵权案件中。我国现行立法对隐私保护的规定抽象模糊,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判断规则指引。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合理隐私期待理论将其本土化,使之成为司法实践中隐私权保护标准的判定工具。合理隐私期待理论需要将现行司法保护概况与现有学理认定相结合,通过主观隐私期待双重适用规则和客观隐私期待类型化判断的两步审查法构建起我国本土的隐私权判断标准,为司法实践中隐私侵权的审判提供工具性帮助。

合理隐私期待理论:网络适用与反思

自合理隐私期待理论提出以来,其适用范围从物理空间不断拓宽至网络领域。本文梳理该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发现在网络中适用该理论尚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隐私,应当顺应网络、时代的隐私需求,确立该理论的网络适用范围。

智能传播时代的“合理隐私期待”

智能传播时代,社会发展更加数字化、信息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便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的隐私安全问题。传统的“隐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逐步向“网络信息隐私”倾斜,“隐私权”的边界也在逐渐模糊化,隐私侵权认定难,公民的隐私权无法得到合理的保护。在智能传播时代引入“合理隐私期待”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既可以灵活界定隐私边界,又可以平衡公民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隐私权的判定——“合理隐私期待标准”的确立与适用

隐私权存在与否的判定问题是隐私侵权责任承担的关键所在。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7年Katz v.United States案中确立的"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在世界多个国家的适用已被证明是比较可行的隐私权的判定方法。我国隐私权司法实践在吸收、借鉴"合理的隐私期待"标准时应明确"私人事实"、"法律规定"、"社会习俗"和"利益平衡"四种隐私期待的客观判断要素,实现判决结果的一致性,及对他人隐私利益最大程度的保护。

建构中国计算广告合理隐私期待伦理体系

算法经济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脱离国家层面的管制,计算广告就如同脱野马,可能把用户隐私数据资产视为囊中之物而胡作非为。中国计算广告环境下的合理隐私期待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网络分享信息和购物信息的被遗忘权和删除权,实现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与创新观、技术崇拜与内容供给之间的平衡,这是我国在计算广告时代进行算法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式计算广告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以保证计算广告的公共性。

大数据时代“合理隐私期待”主客观标准的适用

大数据一方面加速推进社会信息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一系列新的隐私侵权问题。侵权判断标准是核心问题,宜从"合理隐私期待"的主观标准中信息的披露、风险的披露、范围的披露去判断是否侵犯个人隐私的实际期待,从客观标准中的社会要素、事实要素去评判社会对个人隐私期待利益是否合理。大数据时代我国隐私侵权的应对,应明确基本个人数据立法、确立数据控制者主体的义务、完善"通知—同意"法律规则、完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机制。

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以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为视角

科技进步需要法律及时作出积极回应。在大数据时代,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风险日渐加剧。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异化形态,技术侦查手段的适用乃至强化适用确有必要,同时需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重新审视与反思隐私权之意涵及其判断基准,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应创新技术侦查的规制原则,将数字正义理念嵌入程序法定原则,将合理隐私期待理论融入比例原则,通过“权力控制——权利制约”双重路径以及监督救济保障机制,最终实现打击犯罪之公共利益保护与捍卫隐私权之个人权利保障之间的价值平衡。

对隐私权概念的思考:以解析私密信息为中心

私密信息是联结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中介。在司法实践中,私密信息的界定存在模糊性。基于私密信息与隐私、个人信息的关联,以解释论为视角,得出私密信息具有可识别性、私密性。但私密信息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使其在面对保护还是合理利用的问题上存在困境。以合理隐私期待理论为原则,以场景理论为补充对私密信息进行层次化区分,将敏感私密信息归于隐私权的范畴,非敏感私密信息归于个人信息范畴,对上述问题予以解决。

位置的保护:隐私的合理期待与位置规范体系

基于位置信息的商业服务日益增多,公权力部门也利用位置信息创新社会治理。技术的进步在便利日常生活的同时却导致公私法的规制落后于技术实践,使公民的隐私生活无时不处在位置监控的威胁中。位置信息的巨大经济价值与隐私保护的冲突、隐私合理期待与现实媒介环境的矛盾、公共场所位置隐私“线上”保护法律的缺失,以及大数据管理形式的技术漏洞等,都成为位置信息的保护困境。升级反向技术的同时提升伦理规范、建立动态的“同意”协商机制、打开技术黑箱的同时变革媒介权力结构、统一上下联动的数据规范体系,这些策略可成为治理位置隐私保护困境的规制手段。

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研究

理论上,隐私政策为用户提供了一个网站信息实践的通知,基于该通知,用户可以根据其个人隐私偏好,选择是否使用网站或在线服务,在极大赋予个人信息自主决策权的同时,有效地维护个人信息。然而在我国实践中,隐私政策作为一种公平的信息实践,并没有被认真对待。其本身因为存在诸多桎梏,导致用户的个人信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保护,例如隐私政策语言描述含糊不清、可执行性存在争议以及因为版本前后的不一致而导致的效力问题等等。隐私政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应当以满足用户的合理隐私期待为目标,并结合我国相关规定构建起本土化的具体实现路径,从而推动和加强我国互联网的安全治理。

隐私权保护的合理变迁——以美国定位追踪侦查判例为参鉴

科技定位系统提升了刑事案件的侦破效率,也涉及到侵害当事人隐私权。美国首先关注到科技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并将追踪纳入宪法第四修正案搜查的概念之中,以"合理隐私期待"中心的一系列标准来界定警察的行为是否涉嫌违法。借鉴美国这一动态平衡理论,将我国科技定位纳入刑事侦查理论研究视野。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

目前,在公共空间实施摄像监视已日益普遍。如何看待公共空间中摄像头"注视"之下的个人隐私权并予以相应保护,我国现有的立法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司法上亦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事实上,个人身处公共空间,亦有其隐私利益存在。因为隐私并不仅仅是他人头脑中关于人们自身信息的某种缺失,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于自身信息的控制。摄像头长时间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注视,不同于路人偶然无意识的一瞥,它将使人们因此而丧失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从而导致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某些隐私利益的丧失。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立法上和司法上规范公共摄像监视行为,捍卫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必要的隐私利益,维护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个性正义。

作为“数字遗产”的隐私:网络空间中逝者隐私保护的观念建构与理论想象

在数字平台中,个人隐私多以信息的形式呈现,"数字化生存"进一步影响了个人隐私的状态与观念。当人们肉身离世时,隐私信息却仍存留在网络空间中,以此构成了逝者隐私,而有关逝者隐私保护的议题却一直为学界所争议。从内部逻辑看,保护逝者隐私是尊重个人尊严与自主性的自然延伸,但囿于中介性平台的协议限制、逝者遗产继承人保护逝者隐私的正当性争议、逝后隐私的实践悖论等原因,逝者隐私并未得到很好的保护。鉴于此,引入逝者遗产管理方法,将其隐私信息置于数字遗产的语境中,在妥善调和隐私攸关方权益的情况下,构建层级分明的逝者隐私共治机制或是一种理想的保护路径。

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制度设计

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条款散见于多部法律,在成人司法的框架下不能真正实现对涉案未成年人"改造、教育、回归"之目的。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保护需从五个方面着手:隐私权入宪是尊重并保护涉案未成年人隐私权的顶层设计;"合理隐私期待"是衡量侦查行为是否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判断标准;少年法院(法庭)是真正实现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场所;责任追究制是明确司法机关、媒体等相关机构、组织和个人"非法收集、披露"行为的应受惩罚性;相关救济措施则从程序内和程序外两方面规定了对被侵权人的补救和赔偿。

电话侵扰之隐私侵权探析

当前,侵犯隐私权的案件时有发生,电话侵扰便是其中之一。电话号码属于私人信息,在隐私权的保护范畴内。电话侵扰主要有三种类型:故意侵扰、过失刊载他人电话号码、过失处置他人电话信息。前两种类型认定为侵权较为容易,第三种类型以及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电话号码告知情形需要考虑权利人的"合理隐私期待",以便对是否侵权作出判断,而立法规制和宣传教育是预防电话侵扰的重要措施。

隐私权保护广度和深度之研究

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加以分析,建立起一个隐私权保护范围的平面图。在美国法中,实际上将肖像、姓名都置于隐私权中加以保护。而隐私权在我国为具体人格权已为通说,不加更改直接移植美国隐私权制度必然造成隐私权范围的扩大,最终因与其它权利冲突而造成体系上的重叠和混乱。欲将隐私权作为具体人格权加以准确规范,就必须对隐私权与相近具体人格权的区别与联系进行充分的了解和研究。其它具体人格权实质上构成了隐私权的制度背景,也可以说是隐私权的外部范围。加强对隐私权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立法规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法官业务素质差异较大的国家实现适用法律的统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