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论视域下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审查的三种模式

刑事诉讼全流程合规改革围绕合规有效性审查主体逐渐呈现出第三方组织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法院审查三种模式。但三种审查模式在制度设计、程序衔接、标准统一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利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工作的推进。第三方组织审查应将合规计划审查与合规整改评估一体化考量,前者秉持以“定性分析”为主的逻辑,后者秉持以“定量分析”为主的逻辑,并量化审查、评估标准,优化配套措施。在检察机关审查模式中,应当合理区分“范式合规”和“简式合规”,明确检察机关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合规考察报告审查模式,以区别于第三方组织审查模式。在法院审查模式中,应通过检察听证会、第三方管委会预备审查等方式强化对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审查,以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合理限制,并以检法协同的模式,在审理阶段共同推动合规案件的办理。

刑事合规的准入标准与激励规则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刑事合规激励对象泛化、不平等,罪刑失衡及自然人重罪合规不诉等有违刑事法治基本原理和规则的现象。该现象反映出了刑事合规的准入标准过宽与激励规则不明等问题。刑事合规准入应当限缩涉企犯罪案件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形式与实质要件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其中,形式要件包括准入条件与负面清单,实质要件包括以悔罪表现为核心的预防必要性考量与以社会贡献或发展前景为核心的社会公益考量。除涉企责任事故类过失犯罪外,不能对被害企业或者仅因普通员工实施了涉企犯罪就对未涉罪企业启动合规监管。为保障刑事合规连带激励的合法性、公平性与正当性,有必要对其适用设置必要性、罪责较轻及罪刑均衡等限制条件,且没有理由将非领导职务的直接责任人员排除在激励对象之外。

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的基点在于引导民营企业守法规范经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效能实现的重点也在民营企业,构建体系化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建立完整意义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提供了契机,但存在适用范围不清、制度成效不明、行刑衔接不畅等问题。应当推进民营企业合规制度的四个延伸,从中小民营企业合规向大型民营企业合规延伸,从治理性合规向预防性合规延伸,从行政司法外部合规治理向企业内部合规管理延伸,从刑事合规到行政与刑事一体化合规延伸,形成行刑一体、内外结合、治防兼及、覆盖大中小各类民营企业的民营企业合规制度体系。

合规文化的体系地位及其实践路径

作为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指标或者要素之一,合规文化的概念并不明确,合规文化的定位尚须厘清。合规文化注入合规计划,使合规计划由外在型、回应型转向内在型、预防型。但是,内在型、预防型合规计划并不意味着应采用道德的合规文化概念。合规文化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自上而下通过合规管理而形成的良好的合规计划的运行日常性、持续性、长期性地遍及企业的状态。据此,在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是评价合规计划有效性的综合要素,而非取代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更不是取代合规计划的发现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为更好践行综合要素的体系定位,有效合规计划中合规文化的设计模式应采具体式而非概括式。单位犯罪的罪责基础应当同时考虑单位的整体意志和有效的合规计划两个方面。在决策者按照企业的决策程序决定实施犯罪行为的场合,有效合规计划对单位犯罪决定、实施起到阻抗作用,并且产生可能减轻法益侵犯性的阻抗效果的,可基于违法性降低原理对单位犯罪从宽处理。

军队合规审计:一个理论框架

正确认知军队合规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是科学建构军队合规审计制度的基础。文章以经典审计理论为基础,分析军队合规审计的各个基础性问题,提出一个军队合规审计的理论框架。军队合规审计基础性问题包括:军队合规审计本质,军队合规审计需求,军队合规审计客体,军队合规审计主体,军队合规审计内容,军队合规审计目标,军队合规审计方法,军队合规审计结果及其运用。

审判阶段的涉案企业合规激励问题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是指审判阶段法院对涉案企业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合规奖励或惩罚,其仅存在于审判阶段,主体是法院,对象是单位、单位犯罪责任人员、企业中实施与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犯罪的责任人员,内容包括正向激励和负向激励。我国部分地方法院在涉案企业合规激励方面已经进行实践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合规整改情况在法院量刑中未能得到应有反映、合规激励方式过于单一、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缺失、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不足等问题。推进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激励,应当考虑法院主导、谦抑中立、区别对待、激励多样化和依法激励等因素,同时将合规整改是否达到有效性标准作为法定量刑情节,探索并适用更多的合规激励方式,确立合规整改有效性审查制度,以及提升刑事法官运用合规激励的能力。

基于扎根理论的数据合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数据合规是企业实现数据资产价值的关键因素,如何评估企业数据合规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选择被问询的IPO企业作为样本建立合规评估点,构建包括8项一级指标、16项二级指标、70项三级指标在内的数据合规评估指标体系,对华大基因的数据合规情况进行效果检验,验证指标体系的合理性。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数据合规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为数据合规研究提供了参考。

常态化监管下经营者竞争合规的内部管理与外部推动

经营者的竞争合规是竞争法律制度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趋势。在常态化监管的背景下,经营者应当进行常态化的竞争合规,将竞争合规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竞争合规属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一部分,是经营者内部的事务,经营者有效的内部管理是经营者竞争合规目标实现的基本保障。但同时,合理的外部引导和激励是经营者竞争合规的有力推动。这在近期修订后的《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南》中有比较充分的体现。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视域下的企业合规风险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进入全面推开阶段,旨在防控企业合规风险的合规计划备受关注。其中,科学辨识企业合规风险,是建立健全企业合规计划的前提。结合理论探讨与实务反馈,理解企业合规风险的关键难题是判断其与法律风险的关系,法学界存在多种学说观点,对此,应提倡“合规风险与法律风险交叉说”。认识企业合规风险,需要重点辨析用以评价某一风险是否属于合规风险的“规”,即合规渊源。立足我国国情,应当重视三类合规渊源:一是党内法规,即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违规行为,包括违反党内法规的行为,这是企业合规计划中国化的特色之处;二是具有公德性质的伦理规范,即企业合规计划具有道德性且反映公共利益;三是企业内部制定的章程、规章制度,即采取“内规与外规相区分”的思路,将前述章程和规章置于合规渊源识别的次位阶顺序。

企业合规文化的生成机理、价值意蕴与建构策略

企业合规的兴起是现代企业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企业推进合规管理对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合规文化生成于企业合规管理实践,与企业合规管理制度融合发展,并随着企业合规管理发展而革新。合规文化能够提升企业合规管理的执行力,夯实企业合规管理的人文根基,激发企业合规管理活力。可通过着力合规文化内容建构、丰富合规文化实践形式、精心打造合规文化品牌、扩大合规文化传播效应,营造良好合规文化氛围,引领企业合规管理实践不断深化。

论涉案企业合规中的侦查参与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经历了从检察主导到法院参与的理论实践探索,却鲜有侦查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相关论述。在当下的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涉案企业合规中的侦查参与已见端倪,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证成。侦查机关发现与打击企业犯罪的先行地位为其参与合规提供实践基础,全面侦查原则和侦查亲历属性赋予其参与合规的认识基础,侦检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原则为侦查机关参与合规提供法律基础。但正当不代表必要,鉴于刑事诉讼的衡平考量,侦查机关仍应当在限度范围内参与企业合规,不能逾越侦查本身的业务范围。侦查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关键,在于构建以侦查建议启动合规为核心的实现路径,包括侦查机关的合规告知义务、合规建议权利与作为非第三方的合规监督制约。

数据合规协同激励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企业是否选择合规是一个典型的权衡问题。现阶段,我国数据合规秩序的构建受困于反向激励欠缺刚性、正向激励供给不足等问题,合规激励机制的孱弱难以促动企业自觉建立全流程数据合规管理体系。法律作为“一套具备激励功能的机制”,应基于实体法与程序法双重维度,持续开展数据合规协同激励的体系性作业:厘清数据合规实体标准,以明确数据合规激励措施的适用前提;明晰数据合规从宽的制度原理与实体法依据,以全面释放合规激励效应;增加数据合规程序性激励机制供给,以确保合规激励效果落地。通过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数据合规领域的呼应与联动,共同打造完备的数据合规协同激励体系。

侦查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困境与路径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前移至侦查阶段对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使企业合规经营具有一定意义。然而,实践中面临侦查阶段的合规工作基本模式不明、合规工作与“挂案”清理工作缺乏结合基础、权力运行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为推动侦查阶段的企业合规改革顺利开展,应明确以侦查机关主导合规工作模式为主,检察机关主导合规工作模式为补充的合规启动模式,构建合规工作与检察建议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并建立监察机关为主体的合规工作监察体系。

企业前控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研究

近年来,企业合规管理是各级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和不少民企的热门话题。根据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规定,企业合规是指涉案企业事后的行政合规、刑事合规或行刑交叉合规,即行政监管机构对违反行政监管规定的企业作出行政处罚时,对违法事项发出“行政指导书”并要求企业通过完善内部规章制度的方式进行合规整改,或者检察机关对经营中违法犯罪的企业提出合规整改建议,企业通过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验收后,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出罪决定。最近两三年企业如火如荼开展的合规管理,主要是指案发前的前控合规管理,与上述“合规管理”的内涵和外延均有所不同,值得进一步挖掘、思考和解读。

诉源治理视角下我国企业合规制度的改革

诉源治理以“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多元主体共治”为基本理念,旨在通过多种治理方式从源头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性。在诉源治理已上升为治国方略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社会治理模式之一的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应当遵循诉源治理的基本理念,正视自身所存在的企业合规内在动力尚未激发的源头问题、行政合规的预防功能尚未彰显的诉前问题、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尚未构建的主体问题,逐步实现从“被动整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事后合规”向“事前合规”的推进,从“一元治理”向“多元共治”的迈进。

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公检法一体推进——以穿透式激励理论为中心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发展成为中央领导的全面改革活动,在刑事司法领域要求公检法一体推进。为解决改革面临的主体缺位、步调错乱、协同匮乏等现实困境,可能的方案是通过总结检察机关前期改革的成功经验,明确合规改革的本质为合规激励改革,并将不断扩大合规激励范围、强化合规激励质效的穿透式激励理论作为公检法一体推进改革的指导性理论。根据穿透式激励理论,人民法院不仅应在涉企犯罪刑事审判全流程嵌入合规监督考察和合规激励机制,还应扩大合规宽缓量刑的幅度,将合规整改作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并可以在轻微涉企犯罪案件中作出合规无罪判决。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应积极构建合规检法协同机制,实现检法合规互认、检法联合监管、检法协同出罪。公安机关不仅应与检察机关完善合规公检协同机制,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时予以配合,还应开展独立启动合规监督评估机制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合规不立案、合规撤销案件等激励机制。

论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

不同诉讼阶段中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刑事合规改革的表现及相关问题各有侧重,具体分为:法院如何审查以合规有效性为基础的量刑建议等实体问题,如何面对分案处理、撤回起诉和延长审限等程序问题,以及法院参与限度等基本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法院应以优化民营经济法治环境为目标,作为事实裁判者适度穿透合规、作为工作协调者与检察机关联动推进合规。法院参与合规的具体路径如下:检法协作建立以服务审判为导向的、相对统一的合规启动、建设、评估与验收标准;法院参与合规验收工作,构建以合规考察书面报告为核心的多元证据审查体系,提高合规有效性实质审查能力;在现行法基础上审慎应对程序问题,确保法院参与合规科学、规范和高效。

企业合规管理的绩效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建设——基于竞争情报“最佳实践”理论分析视角

[研究目的]参考竞争情报最佳实践企业评价方法和思路,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合规管理绩效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研究方法]在总结传统合规管理绩效评价方式及其不足的基础上,引入竞争情报“最佳实践”企业评价理论,从组织体系、制度建设、运行机制、人员队伍和合规文化五个评估维度构建企业合规管理的绩效评价标准与指标体系。[研究结论]基于“最佳实践”理论框架建构的合规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各指标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可以全面、客观且精准地评估企业合规管理工作。

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

企业刑事合规建设不是检察机关的“独角戏”,需要审判机关的积极参与。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具有重要法治意涵,不仅可以改变企业刑事合规改革“中间热、两头冷”现象,而且可以更加有效预防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时,也有利于推进企业刑事合规司法审查的实质化。因企业刑事合规而不起诉、免除处罚、判处缓刑或从轻、减轻处罚等,属于刑法上的实体判断。对于实体问题,必须经由人民法院的实质审查才能得以确立。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模式建构涉及程序与实体两个维度。在程序上,企业刑事合规法院审查有被动审查与主动审查之分,并在庭审程序上呈现出普通审理与合规审理两个阶段。法院在对企业刑事合规进行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案件类型及其轻重等考量因素,分别选择免除处罚、判处缓刑或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结果。其中,法院因企业刑事合规而对被告人减轻处罚,需要报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在实体上,企业刑事合规的法院审查必须明确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并认真对待企业合规宽宥责任适用的除外类型,以严格维护刑法上的罪责原则。

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合规义务及其出罪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的网络平台治理呈现出侵犯个人信息犯罪责任转嫁的平台泛刑化和类推入罪的平台重刑化等趋势,但并未消解平台犯罪的高发态势,反而抑制了平台经济的良性发展。网络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逻辑应由报应制裁转向合规激励、由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预防、由全面合规转向专项合规,引入个人信息合规专项激励机制,实现平台犯罪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改造。个人信息合规出罪的根据是督促平台履行双重合规义务,包括事前风险评估、事中安全防护、事后应急处置的前置合规义务束和对员工监督管理、防止个人信息泄露的刑事合规义务束。在此基础上,平台尽到前置合规义务则不具有前置违法性;对应刑事合规义务空白则不存在刑事违法性;未违反刑事化的监督管理义务不存在监督管理过错;未违反防止信息泄露的刑事合规义务则不符合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