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罪案件中适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合规制度体系中的程序出罪模式,是企业合规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部分涉重罪案件的企业尝试运用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予以出罪,这既是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和企业犯罪特征的要求,也是推进诉源治理和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重罪案件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在我国仍存在若干程序性机制障碍和“双不起诉”的争议。应当在确立检察机关对于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主导责任的基础上,适时推动改革在立法层面的合法性支撑,建立合理的企业与自然人二元化归责体系,同时落实重罪案件企业合规改造中检察机关的监督审查职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能动履职精神。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构建

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刑事程序激励的最佳方式之一,但在企业合规不起诉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适用范围混乱、企业合规协议有效性实现困难和关于不起诉运行方式定位不准确的问题。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现实环境,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标准建立我国的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必然要求。应当借鉴域外国家不起诉制度的有益经验,构建涉罪企业合规二元不起诉模式,准确把握企业合规的有效性的确认,以检察机关为核心力量,推动涉罪企业合规的开展。

合规不起诉中的程序出罪理论探析

合规不起诉作为赋予涉罪企业出罪机会的诉讼制度创新,其正当性备受质疑,而解决该争议需阐释程序出罪理论这一法理根基。程序出罪是指刑事程序法独立于实体法对罪与责的规定,赋权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犯罪案件非犯罪化处理,我国的酌定不起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域外的暂缓起诉、暂缓判决制度,都是例证。在积极刑法观的推动下,犯罪圈扩张引发“过度犯罪化”的社会问题。程序出罪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直接式出罪与暂缓式出罪、公诉出罪与审判出罪等多样化的程序路径能弥补实体出罪灵活性的不足。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应当作为合规不起诉试验的立法选择,通过内嵌限制性机制避免“程序消解实体”的风险,以“暂缓式公诉出罪”应对企业过度犯罪化。

重罪案件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三大实体法争议问题

我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实践是值得肯定的,能否对企业涉及的重罪案件作不起诉决定,不仅要关注企业治理结构的改进,而且要考虑刑罚目的的实现。现行刑法并没有把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免责事由,而且对重罪案件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和平等原则,有放纵犯罪之嫌,并不可取。否定在重罪案件中实施刑事合规不起诉,并不意味着否定企业因在事前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排除其具有单位犯罪意志。若企业已经实施了完备的、科学的刑事合规计划,而单位之下的自然人借助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只需追究单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在事后刑事合规计划的情况下,即使对单位及单位之下的自然人从宽处罚,也不宜由此赋予企业刑事合规义务。对于企业反悔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做好企业刑事合规的“后半篇文章”。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试行反思及发展完善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检察机关服务营商环境、引领企业合规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当前试点改革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传统单位犯罪理论供给不足、适用案件类型过分局限、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不健全以及企业合规建设的评估标准不明确等问题。为充分发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制度功能,同时兼顾我国企业治理现状与市场发展需求,应当尽可能对传统单位犯罪理论进行合规背景下的重释以实现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分离处理的效果;应当将大型企业、重罪企业也逐步纳入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同时,应当继续完善企业合规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探索有效的企业合规评估标准。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企业对合规不起诉的适用研究

企业合规试点开展以来,各试点地区办理的企业合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对于引导涉案企业构建合规管理体系及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由于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亦未通过上位法加以规范与明确,实践中也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企业对合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为视角,论述了涉案企业在主体资格、涉案税额、合规整改及行刑衔接适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就现存问题提出了见解。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探索与发展——基于最高检20件典型案例的分析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20件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典型案例来看,该制度对于有效保护企业、推动相关司法政策落地、实现惩治与治理并重、助力营造安商惠企法治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当前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在适用范围、理论基础、涉及罪名以及合规考察期限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由此,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发展应在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合规模式、探索企业责任与相关负责人责任相分离、合理扩大企业合规的适用情形和完善合规考察期限等方面不断努力。

企业合规不起诉核心问题分析与立法回应方式

经过三年的试点,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进入了瓶颈期,有必要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来吸收试点成果并给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提供正当性。合规不起诉还存在很多需要厘清的问题。其中,如何控制检察权、如何平衡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处理和如何界定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尤为突出,需要立法进行正面回应。笔者认为,立法应当通过构建独立的单位诉讼程序、设计国有企业分案处理机制和将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相区分的方式来处理,并以单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的形式来呈现。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困境与出路探析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我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分析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四批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主要为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涉案罪名分布较集中,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轻罪案件;案件处理决定多为“双不起诉”;合规考察期限一般在3个月及以下。实践中,企业合规不起诉存在着运行模式与不起诉条件相冲突、“双不起诉”的正当性受到质疑、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及合规考察期限不明确等现实困境。在未来的制度完善过程中,应当构建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严格区分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明晰企业合规不起诉的适用范围,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考察期限。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路径考量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促进企业合法经营、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为了在实践中更好地适用该制度,应当在明确该制度维护企业经营、预防犯罪的适用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体系及国情,分析该制度应适用的犯罪类型和罪量程度;同时,应注意到该制度的适用对象应为企业而非个人,大中型企业和小微企业均可适用,但应针对企业的不同规模而差异化适用合规激励方法。

律师对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思考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自 2020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试点改革以来,成为了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企业在涉刑事案件以后出于自身利益积极谋求不起诉,律师也为新业务空间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学界为企业合规制度提供理论支持,检察院则在理论支持下进行大胆探索,在全社会共同推动下,概念从“合规”到“企业合规”到“企业刑事合规”再到“合规不起诉”,对案件的处理从轻罪不起诉扩大到重罪不起诉,几乎没有阻力轻松跨过。本文作者作为律师参与过几起重罪合规不起诉的案件全过程,在此过程中引发了一些思考。同时,当企业合规不起诉在全社会热度不减的背景下,思考如何拓展企业合规更广阔的业务空间。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制度建构

近年来,随着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实践探索,检察机关在推动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检察机关推动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来看,现有规范文件规定的适用条件过于宽泛,监督考察机制的有效性不足,与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初衷不符。为此,应从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定位、适用条件、监督考察机制和附条件不起诉程序等方面进行制度建构。具体而言,应从立法上对适用条件予以细化,明确合规考察的启动机制、监督考察的具体内容、合规考察程序和合规不起诉程序等;应从监督考察机制上构建有效的合规监管组织体系,明确检察机关与第三方组织、涉案企业之间的权责边界。

单位行贿罪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推进,新型跨境商业贿赂犯罪频繁发生,司法实践中采取单一的刑事惩戒制度难以满足我国改革开放深入阶段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贿赂犯罪合规制度的构建,能够为在华跨国企业应对海外合规风险提供切实可行的具体指引,也能为我国相关罪名的进一步完善或体系整合提供更为确切的参考。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刑事合规作为企业在单位行贿罪中刑事责任减免的积极抗辩事由,通过提供刑事政策上的配套措施要求企业完善合规计划,并从免责、减刑等角度激励企业完善合规,建立健全反贿赂模式。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检视及适用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已实施了几年,学界相关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关于合规不起诉的正当性及如何适用等问题仍存在较多争议。通过对近几年最高检颁布典型案件的梳理,发现不同案件中关于启动条件、法律依据及启动阶段等问题,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标准。通过对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正当性分析,探索适用该项制度的路径。论证启动条件(不应当区分企业规模、重罪和轻罪等)、启动的法律根据和启动阶段(应当在审查起诉阶段启动)的合理性。

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的实践问题与解决路径

检察机关推动的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自实施以来,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实际运行中,双不起诉的正当性一直受到质疑,检察机关内部推动合规化进程存在困难、第三方组织合规监管存在问题、以检察院合规监管为主导的模式缺乏监督。为了巩固改革成果、解决企业合规的有关问题,当前应当严格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多举措推动检方突破内部障碍、推进检方主导监管模式和监督评估机制管理委员会的建立、确立法院对检察院合规的监督机制,以便切实发挥该制度在预防企业犯罪、实现企业自我经营与有效监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证据法模式下合规不起诉裁量权的限制

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之后,刑事合规不起诉成为协商性司法的又一适用场域,但这会造成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扩张的日益凸显。美国与英国分别从规则设置、司法审查这一内外视角出发规制检察机关的裁量权。然而,就其实践效果以及我国的现有制度而言,借鉴应具有一定限度。相较于上述模式,在证据法视野下对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裁量权进行规制,不仅系统全面,还契合我国证据裁判原则的要义。具言之,合规不起诉阶段证据审查内容、证据范围、证据标准与以往的审查活动不尽相同,宜在对审查内容进行阶层式设计的基础上明确相应的证据标准,形成“前紧后松”的规制整体格局,以期对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妥适限制。

企业合规不起诉中检察裁量权的合理规制

当下我国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导而展开的,检察裁量权的扩张是推动改革前行的必然要求,权力滥用的风险也随之产生。企业合规不起诉的运行包含程序启动、达成协议、合规考察与评估决策四个阶段,检察裁量权的行使贯穿始终。通过对现有指导性规范的分析与试点实践的考察发现,裁量权行使的过程存在诸多问题,试点实践中形成的由“内部约束机制”与“外部监督机制”组成的混合型权力规制模式存在一定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对检察裁量权的规制作用。通过完善案件遴选机制,建立明确的合规监管模式选择机制,建立健全司法公开程序与权利救济机制等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对检察裁量权的有效规制。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中的第三方监管制度

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改革是检察院系统推进营商环境改革的最新举措,第三方监管制度则是确保合规不起诉能实现“严管厚爱”的重要依托。第三方监管主体不是检察院监管权力的延伸,相对于企业而言,其既是合规监管者,又是涉案企业完善合规计划的协助者,因此需要设置惩罚与激励机制以保障第三方监管主体的独立性。第三方监管的专业性暗含着节约成本的维度,不仅适用于规模较大的企业,也适用于中小微企业。第三方监管的本质是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涉案企业为完成证明责任自愿采取该措施,因此监管费用应主要由涉案企业承担。可以借鉴破产管理人因案制宜选择专业执业个人,从而降低企业破产费用,还可以采取创设合规基金、分段支付等办法保障涉案企业不会因监管费用问题而无法进入合规整改程序。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企业合规不起诉作为一种出罪机制,是程序法和实体法相互联动、相互配合的过程,对其从刑事一体化的视角展开研究有利于推进合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实践考察可知,当前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以合规整改为基点,呈现出适用对象二元,适用案件范围逐渐向重罪延展、适用案件类型多样的实践样态,在改革试点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制度改革必然是不断摸索、完善的过程,当前我国合规不起诉改革存在双不起诉打破刑法平等原则、分离追诉缺乏实体法的规范依据、重罪不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整改出罪突破责任刑和预防刑的关系原理等实体困境。基于国情与法治体系,我国合规不起诉制度的完善应当以合规责任论、刑事责任实现理论和刑罚个别化理论为基础。在具体路径上,应当在刑法中确立单位犯罪认定依据和出罪依据、限制合规不起诉的适用主体、并建立和完善合规考察的前置审查程序。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适用难点纾解——以典型案例为样本

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作为我国近年来探索的一种新型企业犯罪司法治理模式,虽起源于域外,但对我国治理企业犯罪颇具借鉴意义。在开启试点之余,最高检先后发布了四批典型案例用于司法实践指导。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梳理分析发现,该制度在适用问题上存在双不起诉频发、大型企业适用较少和重罪案件适用比例不足等问题。基于此,经由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设计的理解和域外做法的借鉴,对适用主体进行了限定,对适用规模标准和刑罚范围进行了厘清,以契合其保护经济健康发展的理念,在此基础上,运用该制度助推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