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制裁与阻断立法下中国企业的合规困境与应对策略

当今社会,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国家愈加频繁地通过金融、贸易等单边制裁手段迫使目标国家及实体改变行为,以达成自身国家安全和政治经济利益目标。为应对此类将国内法律法规、行政命令不当域外适用的方式,中国出台了《阻断办法》和《反外国制裁法》来维护本国主权与正常经贸活动交往。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可能面临遵守外国制裁法律而受到中国阻断立法处罚,或者执行阻断禁令遭遇外国制裁而失去市场的两难困境。这背后是美国制裁管辖权扩张和制裁对象精准化的演变与中国逐渐形成的阻断立法体系间的冲突,而这引发了棘手的实践案例并导向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由此,中国阻断立法体系本身应进一步完善,从而助力中国企业通过明确的豁免申请与救济制度和外国主权强制原则抗辩来搭建合规模式,找到困境出路。

刑事数字合规困境:类型化及成因探析

我国当前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合规制度建设,其前提是合规的可行性。犯罪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不断强化企业在数据和数字技术等方面的刑事诉讼协助义务,这些义务不可避免地与其所承担的新型网络信息法律义务存在紧张关系,集中体现为基于国内法律冲突、国际法律冲突和数字合规成本三方面所形成的数字合规困境。区别于合规风险,这些合规困境无法通过企业内部合规机制建设予以化解,其不仅可能降低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效能,亦会实质性减损公民的数字权益和数字正义的整体水平。对此,有必要转变当前刑事合规研究中诉讼程序的工具性视角,在国内法层面强化数字法治与刑事司法的双向衔接,在国际层面推动犯罪治理协同的规则和机制建设,并将刑事诉讼中网络信息业者的数字协助义务限制在正当、必要且合比例的范围之内。

基于监管科技的金融业合规困境与对策分析

随着金融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监管机构对金融业的合规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科技能够提高金融机构的合规质量与合规效率,是一种新型的监管技术。本文阐述了监管科技的特点及其应用现状,对我国金融业面临的合规困境进行明确,并针对性提出解决对策,希望能为我国金融业的合规发展提供参考与帮助。

企业跨境数据流通中的合规问题——以跨境数据取证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电子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然而,由于受到主权、管辖权以及取证程序等因素的困扰,侦查机关的跨境数据取证工作面临较大压力。由此,一些掌握了海量数据的企业便成为侦查机关打击国际犯罪、完成跨境数据取证工作的首选协助目标。不过,这些企业在履行协助义务的同时,也将面临法律义务冲突、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冲突等合规困境。为此,既需要从国际层面构建二元化的数据跨境协作体系,也需要积极建立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常态化机制,关注企业履行协助义务的可行性和合比例性问题,从而有效化解企业在协助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活动中所遇到的合规困境。

跨境打击网络犯罪中的公私合作

网络信息技术与犯罪的深度融合引发犯罪治理模式的改变,公私合作成为网络犯罪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以网络信息业者为代表的私主体因其具有的多项优势在犯罪治理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强化其协助执法义务亦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普遍趋势。但是,网络信息业者所承担的商业主体、个人信息保护主体、协助犯罪治理主体这三重角色使得其往往面临着多重法律义务的叠加;在跨境打击网络犯罪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这种义务叠加的复杂性则进一步提升,集中体现为公私合作中的主权冲突问题与合规困境问题。基于此,跨境打击网络犯罪公私合作的机制建构需要化解本国内部法律冲突,形成对内与对外相一致的基本立场,并在此基础上适应我国网络信息产业生态,化解网络信息业者等私主体可能因协助打击犯罪而面临的合规困境。

中国《阻断办法》对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近年来,外贸企业的对外贸易活动不断增多,但在参与国际经贸活动中有时会遭遇域外国家管辖和经济制裁,对外贸企业正常的经贸交往造成不利影响。2021年出台的《阻断办法》,其首要立法目的是为阻断域外法律与措施的不当适用,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本文通过对中国《阻断办法》出台背景、原因和目的的阐述,分析中国制定《阻断办法》对我国外贸企业产生的影响与面临的挑战,探讨外贸企业适应《阻断办法》的管理调整措施,以期更好地与《阻断办法》相对接,顺利进行对外贸易活动。

向网络信息业者取证:跨境数据侦查新模式的源起、障碍与建构

网络空间的去地域化引发刑事侦查跨境数据取证的频繁化,在传统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机制难以及时有效满足取证需求的背景下,向网络信息业者直接调取数据成为代表性的改革模式。该模式依赖于刑事侦查机关与网络信息业者的紧密协作,但在提高取证效率的同时,亦存在主权冲突、合规困境和认知错位等制度与实践障碍,并对网络信息产业整体生态产生深刻影响。障碍的化解需要建立在尊重主权和遵守相关国家法律规定的基础之上。在各国尚未废弃数据主权的属地属性的前提下,直接向网络信息业者跨境取证的模式应当具备国际协议等正当性基础,并协调国内法形成统一立场;在立法过程中为刑事侦查取证设置相对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网络或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规则;在司法实践中推进侦查机关与网络信息业者双方在认知层面和机制层面的协同。

论网络犯罪跨境数据取证中的执法管辖权

网络犯罪的急剧增加、传统犯罪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融合深刻转变了犯罪治理的运行场域,跨境数据取证已经成为打击犯罪的新常态,但其因受到执法管辖权的强地域限制而难以有效开展。此时惯性地扩张立法管辖权不仅无助于提升跨境取证效率,也可能模糊跨境数据取证制度建构的重点,甚至严重阻碍打击犯罪的实践运行。基于此,有必要清晰界分立法管辖权与执法管辖权,在后者的理论框架下探索传统刑事司法协助机制以外的跨境数据取证新路径。从执法管辖权的地域性出发,新路径需要建立在国内法与国际法双重正当性基础之上,依据比例原则进行分层分类分场景设计。在具体取证路径上,对于当前国内外普遍探索的直接跨境取证与藉由第三方协助的间接跨境取证两种措施而言,均需要以化解执法管辖权的地域性限制作为逻辑起点,针对直接取证引入善意原则,针对间接取证着力化解合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