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合规激励的方式、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企业合规改革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相关研究对其中的民营企业合规治理这一专门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民营企业从事合规经营有利于企业实现治理法治化和国际化,也有助于政府实现有效监管,还能够帮助建设清廉法治营商环境。为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目前实践中主要采用给予涉案企业合规宽宥、为部分企业设置合规义务、对积极落实合规的企业给予奖励、引导其余企业防范风险四种方式。但是,当前激励民营企业参与合规仍然存在相关部门之间未形成合力、相关法律法规缺失、相关配套机制不成熟等问题,未来应当通过建立多元激励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等方式进行应对。

从合规激励角度对企业合规不起诉本土化适用的探讨

企业合规不起诉在我国加强民营企业司法保护,促进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已经获得了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土壤。本文的核心是从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本质,即如何正向发挥合规激励机制的角度,探究我国建立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的路径。本文探究了国内企业合规不起诉与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边界划分以及合规不起诉适用范围界定。对中小微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合规计划侧重分别提出了建议,重点探讨了企业合规不起诉立法中关于该制度适用范围、程序等设计问题。

论合规激励模式下刑事辩护的空间与技术路径

当前在合规激励模式下所开展的一系列企业合规试点改革举措,为刑事合规辩护打开了局面。通过分析刑事合规出罪的三个具体切入点,可以探究出未来刑事合规辩护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空间。刑事合规辩护不能仅围绕法律问题展开,辩护律师必须理清其中的技术路径,必要时还需深入企业业务领域,考察其合规管理体系的实效性。最后,合规激励模式下刑事辩护的功能也得到进一步扩展。辩护律师得以参与到涉案企业的日常合规管理工作和牵连性民事纠纷的处理中,其法律服务领域得以延展。

刑事合规的准入标准与激励规则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刑事合规激励对象泛化、不平等,罪刑失衡及自然人重罪合规不诉等有违刑事法治基本原理和规则的现象。该现象反映出了刑事合规的准入标准过宽与激励规则不明等问题。刑事合规准入应当限缩涉企犯罪案件范围,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形式与实质要件相结合的审查标准。其中,形式要件包括准入条件与负面清单,实质要件包括以悔罪表现为核心的预防必要性考量与以社会贡献或发展前景为核心的社会公益考量。除涉企责任事故类过失犯罪外,不能对被害企业或者仅因普通员工实施了涉企犯罪就对未涉罪企业启动合规监管。为保障刑事合规连带激励的合法性、公平性与正当性,有必要对其适用设置必要性、罪责较轻及罪刑均衡等限制条件,且没有理由将非领导职务的直接责任人员排除在激励对象之外。

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公检法一体推进——以穿透式激励理论为中心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经发展成为中央领导的全面改革活动,在刑事司法领域要求公检法一体推进。为解决改革面临的主体缺位、步调错乱、协同匮乏等现实困境,可能的方案是通过总结检察机关前期改革的成功经验,明确合规改革的本质为合规激励改革,并将不断扩大合规激励范围、强化合规激励质效的穿透式激励理论作为公检法一体推进改革的指导性理论。根据穿透式激励理论,人民法院不仅应在涉企犯罪刑事审判全流程嵌入合规监督考察和合规激励机制,还应扩大合规宽缓量刑的幅度,将合规整改作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并可以在轻微涉企犯罪案件中作出合规无罪判决。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应积极构建合规检法协同机制,实现检法合规互认、检法联合监管、检法协同出罪。公安机关不仅应与检察机关完善合规公检协同机制,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时予以配合,还应开展独立启动合规监督评估机制的改革试点,积极探索合规不立案、合规撤销案件等激励机制。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模式——以反腐败专项合规为例

企业刑事合规激励可以分为直接激励和间接激励两种模式。我国刑法的内涵式立法特征使得难以在刑法中引入强制合规义务或者确立合规宽缓机制,《刑法修正案(十二)》依然延用传统治罪模式,注重对腐败行为的惩处而非对腐败源头的预防,只能发挥合规间接激励的效果。与其寄希望于立法的直接激励转型,不如务实地从刑法解释和司法改革中寻找企业刑事合规激励直接化改造的路径和空间:事前合规通过阻断单位刑事归责,发挥合规直接激励功能;专项合规通过刑法解释成为信义义务来源,融入背信犯罪构成要件,直接影响犯罪成立与否;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企业和企业家涉嫌的经营类犯罪均可获得事后合规从宽甚至出罪的直接激励。企业在建立专项合规体系时只有厘清专业性合规要素、重视预防性合规体系建设、统合合规管理与财务管理、逐步培育廉洁合规文化,才能有效预防专门领域犯罪的发生,避免受到腐败行为的侵害和刑事责任的追究。

企业领导人犯罪的义务违反类型化与合规激励规范化

检验合规改革中“双不起诉”现象是否妥当,可将企业领导人犯罪的义务违反类型化。企业领导人直接参与危害行为时,属于合法性义务的违反;未防止其他企业成员实施危害行为时,属于合法性管控义务的违反,需先判断在个案中是否存在作为义务;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时,或会构成背信类犯罪。企业领导人违反合法性义务时,企业合规整改以企业构罪为前提,若无相关因素说明在企业有合规缺陷的环境之外个体犯罪动机较弱,或整改未针对领导人设计有效监督机制,则不宜因事后合规对领导人宽大处理。企业领导人违反合法性管控义务时,事后履行该义务可获合规激励。企业领导人违反忠实、勤勉义务构罪时,不应对企业合规整改,更不应从宽处罚行为人。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重点问题探析

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以来,涉案企业合规工作逐步向深水区推进,相关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渐呈百家争鸣之势。随着改革进程与理论研商的交互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不再局限于检察工作,逐步从起诉阶段延伸至审判阶段,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如何推进成为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法检协作模式中首先要明确主导权问题,需明确在审判阶段企业合规整改程序的启动由法院主导,对企业合规的考察评估则视情况分为检察院主导和法院主导两种方式。审判阶段案件审理与企业合规工作的程序衔接,现阶段宜采用轻罪案件适用“延期审理”、重罪案件适用“中止审理”模式。企业合规作为宽缓量刑情节,可以搭“认罪认罚”的便车作为权宜之计,但从实现合规激励的正当化与法治化角度来看,将有效合规整改纳入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方为长期的因应之策。

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当前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面临适用范围局限、合规激励不足、执法司法低效衔接等问题。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具备实践经验、政策导向和立法完善等可行性基础,但在侦查阶段面临法理依据不足、合规激励不足、介入性质争议、行刑衔接不畅,在审判阶段面临合规依据不足、司法审查空化、检察角色分歧、程序衔接复杂等现实困境。立足当前检察实践探索,建议在侦查阶段从强化检察介入引导、优化侦查调查衔接、完善行刑衔接机制、拓展合规激励路径,在审判阶段从推动合规情节法定、健全司法审查机制、丰富合规激励形式、完善合规程序衔接等多重维度,体系化构建涉案企业合规刑事诉讼全流程适用制度。

试析企业环境合规制度的构建

当前我国环境治理的转变和强化责任的主导思想,仅仅依靠司法措施对涉嫌侵害环境保护法益的企业进行治理责任的落实,无法真正触及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而且对企业进行严厉惩处可能带来消极社会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环境合规制度构建的研究,探索与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相适应的激励性治理机制,推动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与多样化,实现环境治理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理想模式

企业合规改革在司法层面的刑事激励手段,包括前期检察机关的合规不起诉和后期法院主动参与的合规量刑从宽两方面。现阶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多着眼于前者,而对后者的关注偏少。当前实践中,运用合规不起诉存在适用范围有限、检察求刑权越界、正当性不足等问题,限制了合规改革的效果。扩大改革辐射范围,推进建立审判环节刑事激励体系,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题中之义。理想的合规改革模式是从主体、制度、证据、审限四个维度进行解释论分析,明确法院的主导、裁判地位,确立合规从宽的量刑激励制度,赋予合规材料法定证据资格,优化审限管理,建立法院参与改革的“四梁八柱”,解决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等应用障碍,以更好应对现实挑战。

数字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法治化进路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围绕数据跨境合规治理展开的利益博弈愈发激烈,增强数字企业数据合规意识、强化数据跨境合规治理已刻不容缓。当前,我国数字企业参与全球数据跨境流动面临内部数据合规管理体系不完善、国内国外合规风险加大、合规激励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难题,亟待构建法治化治理路径予以纾解。数据跨境合规既是数字企业应当履行的社会责任,也是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以企业主动合规为抓手,推动国内立法与加强国际合作并进,在这一过程中需进一步优化合规激励机制,激活企业合规动力,为数字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合规治理提供系统化、法治化、常态化的保障机制。

刑事诉讼的合规激励模式

基于对民营企业加强特殊保护的考虑,我国检察机关启动了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改革探索。从合规引入公诉制度的路径来看,合规不起诉具有检察建议模式和附条件不起诉模式。从有效合规的激励效果来看,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但有可能成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刑事合规机制。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不仅有着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考量,也有着改造民营企业经营模式、进行除罪化改造的考虑,最终实现减少和预防民营企业犯罪的积极效果,发挥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目前,合规不起诉制度正处于探索阶段,各地检察机关进行了不少制度创新,但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制度困境和现实难题。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推行,意味着一种以合规激励为核心的合作性司法模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开始出现,对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退转型与合规激励:P2P网络借贷平台监管的演化博弈

通过引入社会评价和合规激励指标,本文从演化博弈视角分析了网络借贷平台与监管机构的相互博弈过程和策略选择过程。研究结果表明:P2P网络借贷平台与监管机构之间存在3种情形的演化稳定策略,而最终双方行为策略趋向于理想状态,监管机构通过社会媒体和日常监督与管理洞察网络借贷平台的行为方式,试图采取最优策略,即严格监管,而网络借贷平台根据监管机构的行动策略采用对己方最有利可图的行动策略,即合规经营。

刑事合规五大实体学理误区的厘清与辨正

随着刑事合规制度的推行,理论界和实务界就刑事合规制度的司法效果是否仅限于不起诉产生了分歧,并进一步对刑法是否为刑事合规制度的依据以及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是否局限于轻罪展开了争论。此外,有关单位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单位同单位中自然人的责任划分也存在争议。为保障刑事合规制度在实践中的顺利推进,应当为刑事合规的多元化司法效果提供学理依据,确认刑法是刑事合规的实体法依据,澄清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轻罪。立足于单位固有刑事责任论,对组织体责任论展开抨击,并纠正“放过单位但不放过自然人”的学理误区,而是根据企业犯罪的类型决定是否放过企业,进而决定是否放过自然人。

企业环境健康合规的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环境健康合规作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能够有效降低环境健康风险。企业实施环境健康合规,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外部性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当前,企业环境健康义务的扩大化、企业合规风险增加,使得企业对环境健康合规的需求提升。但在企业环境健康合规管理实践中,由于单纯地追求实施强制性管制措施,加之对企业合规的激励措施运用不足、欠缺有效的环境健康风险交流机制,致使企业实行环境健康合规管理的效果不佳。因此企业实行环境健康合规的目标在于有效预防企业环境违法以及明确企业与员工的责任,其核心内容包括建立专门化的环境健康合规管理机构,建立环境健康合规风险识别、风险分析评估、风险处理程序以有序开展环境健康合规管理工作。同时以外部激励措施增强企业环境健康合规的内在动力,推动企业积极开展合规管理工作,形成“环境共治”的良好格局。优化企业环境健康风险交流程序,促使企业合规管理有效实施。

我国民营企业合规建设:围困与出路

合规建设既是一种现代企业治理范式,也是新态势下民营企业行稳致远的有益探索。当前,合规引导、合规激励及合规强制三种外部合规管理模式存在缺陷,应在完善相应法律规范的基础上,促进行刑双向衔接,避免制度真空。同时,民营企业也须加大自治力度,积极培塑先进合规文化、搭建合规组织架构、健全合规管理制度及强化合规风险防控,以增强内部合规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合规机制对公司治理的挑战及公司法回应

合规是公司治理的外生产物,对传统公司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公司内部的组织权力、董事义务的问责过程,以及股东至上的公司目的,都在合规机制嵌入公司治理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合规不是目的,只是优化治理结构的方式与过程,其精髓在于通过规范转化、分工监督与信息互通的运行机制,塑造守法向善的公司文化。公司法既要促进公司治理的合规化转型,也要防止立法和执法对公司治理的硬性干预。让合规组织权力回归董事会,并夯实董事监督义务,既是对公司采纳合规机制的内部驱动,也保留了合规灵活自律的制度优势。在公司治理接纳合规的同时,还应在董事问责机制中体现组织分工、拓宽商业判断规则的审查范围,推进公司社会责任范式向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法理)转型。

论合规不捕的价值、正当性与规则构建

相对于合规不起诉和量刑从宽,合规不捕在激励范围、方式和结果上的独立性,以及在保障合规考察期有效性、维持企业正常运转、支持合规整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足以证明其已经成为合规从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程序即惩罚理论、逮捕审查原理和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多重目的性也足以论证,合规不捕所承担的激励和保障功能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一般不会造成逮捕的工具化、筹码化。但是,合规不捕不能以侵犯企业合规自主性、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为代价。为了进一步释放和规范合规不捕的功能,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启动时点和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更具体的规则。合规不捕在功能上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突破,或许可以为落实“少捕慎诉慎押”政策打开全新视野。

比例原则视角下的企业刑事合规

企业刑事合规具有权力干预性与权利负担性,为防止改革实践和未来立法偏离法治轨道,“四阶说”比例原则有必要成为其指引性理论.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惩戒措施、有效性评估标准等实体内容需要得到比例化调适,对刑事合规的启动条件、保障措施、监管机制等程序内容的建构同样应当成比例.有关机关需要基于涉案企业规模、犯罪性质及严重程度、公共利益种类等因素选择恰当的合规措施,既要注重最小侵害和损益均衡,又要警惕“重激励、轻惩戒”的办案方式与“合规即得出罪或从宽”的思维.刑事合规立法也应体现比例性,建构独立的企业犯罪刑事诉讼程序,平衡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与涉案企业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