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中国化困境之破除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源于域外立法例,移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与我国现存刑事理论、刑事制度产生了一定冲突。该制度在中国化过程中突显了三大问题: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所对应基础刑事理念的缺失问题、刑事合规不起诉制度与我国现存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问题、企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评价标准与具体内容问题。今后应在以下三方面推进企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在刑事理念构建上,应以刑法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为基石,以涉案企业和检察机关的触发战略策略合作为背景,解决单位犯罪的组织责任承担问题;在适用程序中,检察机关应当提前启动合规程序,独立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设置适当的考验期,并选聘独立的第三方合规监管人;在合规计划制定上,应当统一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标准以及具体内容。

论合规缓诉

涉案企业合规包括基于刑事诉讼终结与中止的两种范式,后者在当前我国相关试点中普遍被无意识地弃用。而无论是从法条教义分析还是从实践案例解析来看,现行法律存在以“审理中止”方式开展涉案企业合规的制度基础,蕴含着“提起公诉、建议审理中止→监督合规整改”模型的适用空间。据此,可以抽象出以企业合规整改不能在短期内完成为由、从而启动审理中止的“合规缓诉”方案。此方案在中国现阶段实施虽存在一定限制,但已具有同国外流行的各种合规暂缓起诉做法可比肩的联系、共性与个性。面向未来,我国还应当拓展出囊括“审查起诉中止→监督合规整改”“(补充)侦查中止→监督合规整改”在内的完全方案,并借助修法契机打造高级版的合规缓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