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的本土化建构

税务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是评估涉税企业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基础规范。通过对涉税企业合规既有标准与典型案例的考证分析,当前税务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存在表面式立标与脱标式司法的不当样态。通过对域外国家税务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所呈现的专业式立标与协进式司法作比较分析,我国需激活第三方管委会的立标职能,出台《中国企业刑事合规标准指南(税务编)》以实现专业式立标,探索法检典型案例以带动合规司法标准化,进而达成税务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的本土化建构。

环境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的本土化构建

环境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是评估涉案企业合规整改有效性的制度基石。当前我国环境刑事合规计划在司法实践中处于有效性标准模糊的运行困境。通过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环境案例的考证分析,环境刑事合规有效性标准模糊体现在法律性标准供给缺位、管理性标准刚性不足以及层进式的实体性指标和程序性指标体系与“双要素”标准不相兼容。为应对域外长臂管辖,实现标准抗辩,通过对域外国家环境刑事合规法律性标准立标模式与标准要素形式的比较分析,在制度修复理论与生态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指导下,探索激活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对法律性标准的立标职能,推进法检合规指导案例中对管理性标准的释标应用,并出台中国企业合规标准指南,将层进式指标体系落实立法,以实现环境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的本土化构建。

确立有效合规计划标准的考量因素分析

有效合规计划是企业开展合规建设的核心。本文分析典型案例中有效合规计划的内容,依据不同的企业规模和经营领域,确定有效合规计划应当包括预防机制、识别机制和应对机制三个标准。具体而言,我国企业在适用有效合规标准时应当有所侧重。境外经营企业除了应当适用这三个标准之外,也应当同时适用境外的标准;境内经营的企业主要分为中央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微企业。中央企业应当对这三项标准准确适用,大型企业参照中央企业的标准适用,中小微企业根据企业的情况,对这三个方面的标准做相应的简化适用。

论刑事合规计划的实质有效性

刑事合规计划的首要功能在于预防企业犯罪。诸多的企业合规失败案例引发了人们对刑事合规计划的质疑: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与其基本功能存在冲突、合规沦为花钱免刑腐败机制、表象特征极易被模仿、增加中小企业负担等。当前的合规失败多源于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仅形式有效而实质失效。实质有效是刑事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核心。在外部监管无力保证实质有效的情况下,从企业内部激发合规内生动力是防止书面计划失效的有力举措。要实现这一目标,需着眼于对实质有效性更具影响力的企业非正式规范。此外,明确刑事合规计划效用边界与程度划分标准,是企业在外部监管环境下必备的生存之道。

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标准探究

合规计划是否有效是衡量涉案企业是否满足从宽处理的必备要求。自企业合规制度在我国全面推开试点工作以来,“纸面合规”现象层出不穷,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成为推进企业合规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现阶段,有效合规标准仍面临着明确性缺乏,可操作性不强、形式化色彩浓厚等现实困境。针对有效合规评估标准面临的现实困境,应充分考虑风险防范的针对性等因素,从合规文化融入日常运营等方面入手,制定并不断优化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标准。

涉案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的体系化建构

对涉案企业合规承诺与整改有效性的评估与确认,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一份有效的合规计划必须表征出涉案企业经过合规整改而减轻已然之罪的违法性和有责性,消除未然之罪的再犯可能。在建构涉案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时,应从“技术一文化”二元视角、“实体一程序”双重维度、合规整改负面清单制度等方面着力,以打造兼具原则性价值引领与规范性操作指南的立体式合规有效性评价体系,使合规计划有效发挥减轻涉案企业之罪责及犯罪免疫的功能。

刑事合规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与实现路径

刑事合规抗辩活动中,抗辩行为属性的转变、合规计划评价标准的复杂化与对抗式庭审格局的冲击致使传统的证明责任配置模式亟需调整。基于诉讼便利、政策目标等因素的分析,"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模式是较为可取的选择。立足于有效性评估标准的分化,应要求被告方对合规计划"合理建设"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控诉方则围绕合规计划"有效运行"展开进一步的证明。同时,通过法官提示义务、企业协助义务和社会第三方强制参与等机制的建设,为刑事合规改革中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运作提供可行的方案。

合规计划有效性的具体判断:以英国SG案为例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法人组织复杂化、经营活动跨国化,各国在预防法人贿赂犯罪方面不得不面对调查取证越来越难等新的挑战。为此,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以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二元刑事责任论,以减轻证明负担、提高预防效应。英国的SG案表明,在具体判断合规计划的有效性之际,不但要综合考察被告法人在犯罪行为之前制定与实施合规计划的情况,而且要重视其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权力机关调查过程中的表现,以决定是否需要调整罚金数额、宣告缓刑等。中国应该接纳合规计划的概念,并对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进行相应的修改。

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制度构成

刑事合规的核心是能够有效实施的合规计划。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制度构成应涉及评估主体、评估对象与评估讨论等几方面。评估主体应具备专业背景和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因此目前第三方组织作为评估主体的思路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在构成方式、人员性质等方面仍值得商榷。合规计划有效性的评估对象应包括合规计划本身及其实施情况。在评估涉案企业的具体合规计划时,应根据合规计划是制定、实施于犯罪之前还是之后,对评估标准略作区分,并遵循坚持动态评估、强调内部评估、尊重常识判断与关注个案报告的原则。评估结论目前是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作出是否起诉等决定的重要参考。如果未来全面建立起企业合规制度,评估结论还应是审判机关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建议司法机关将其明确为鉴定意见。

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核心问题

《指导意见》建立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有关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的主体、对象、标准等方面的规定仍然有待于完善。从权责明确与提高社会认同的角度而言,评估主体应是具备相应专业知识与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第三方。评估标准应根据合规计划是制定、实施于犯罪之前还是之后略作不同。在对具体合规计划进行评估之际,第三方组织应遵循静态与动态、整体与个案、外部与内部、专业与常识相结合的原则。评估结论不但是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决定是否起诉、是否采取以及变更强制措施的重要参考,而且还是人民法院定罪量刑的重要情节,应通过司法解释将其明确为准鉴定意见。

美国检察官对涉案企业合规有效性的评估与考量

如何评估企业合规的有效性,可谓世界难题,检察官是首先要直面这个难题的人。美国检察官评估企业合规有效性标准,从1991年《组织量刑指南》确立的“七要素”标准及其多次修订,到2017年《企业合规计划评估指南》确立的“三要素”标准及其多次修订,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从抽象到具体、从注重技术指标到强调实际发挥作用并融入企业文化的过程。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建立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合规评价体系。

网络平台的数据合规管理义务及其刑事归责进路

网络平台的数据合规管理义务具有数据犯罪预防和惩治的高效性、义务内容的特定性与数据合规计划成效的关联性,由此决定其具备刑法义务的适格性。针对网络平台违反重要数据合规管理义务的行为,现有刑法罪名难以合理规制。刑事立法应当在提倡以刑事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修正的组织体责任论以及确定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罪责归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比例原则系统审查:行为规制是否符合特定刑事政策要求与法益适格条件,不法行为是否违反数据责任伦理与行为主体是否具有监督保证人地位,行为规制能否有效回避法益损害并实现数据合规效益最优化。应在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增设违反重要数据合规管理义务罪,以全面规制网络平台等数据处理者违反重要数据合规管理义务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并助益企业数据合规建设的稳定长远之发展。

合规监管人的角色定位——以有效刑事合规整改为视角的分析

合规监管人制度的良好实施,是企业合规改革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按照刑事合规整改的成功经验,有效合规整改可以包括合规计划的设计有效性、运行有效性和结果有效性等三个要素。为实现有效合规整改的基本目标,合规监管人可以具有三种角色:一是合规计划设计的监督者;二是合规计划运行的指导者;三是合规整改验收的评估者。在对涉案企业的刑事合规考察过程中,要确保合规监管人发挥不可替代的职能作用,既要科学地设定其合规整改督导方式,也应为其履行合规监管职能确立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团体标准的把握及运用

企业合规的本质内涵是改造企业的治理结构、重塑企业的合规文化,这一本质内涵可以具体化为各种要素,进而形成规律性的共性指标。《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是国内首部关于中小企业合规管理体系有效性评价的团体标准。在理解和运用过程中,需要把握评价标准与建设标准、技术指标与文化指标、正文与附件、中型企业与小微型企业、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等五组关系,并准确评价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合规风险识别、合规风险应对、持续改进、合规文化建设等具体指标。

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及其应用

政府财政支出项目具备领域宽、范围广、项目多、支出大的特点,为了对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进行客观全面评价,必须构建起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使评价指标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并将绩效评价贯穿于财政支出项目运行的全过程,确保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的有效性和合规性。本文对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与应用进行分析探讨。

合规文化的体系地位及其实践路径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的方法合规文化作为合规要素,是评估涉案企业专项合规整改计划和相关合规管理体系(以下简称“合规计划”)有效性的重要指标。与其他合规要素不同的是,合规文化是在实践中较晚成为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的要素。合规文化成为合规要素经历了怎样的制度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