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易》“吉凶由人”的哲学意蕴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经历代儒生的改造,逐渐演变为哲理之书。之后,《周易》中的吉凶悔吝、福祸休咎,不再由神秘莫测的天命来决定,而是由人的道德行为及周围环境等主客观条件决定。《周易》中的吉凶并不是绝对的,吉和凶都是有条件的,并且不断地相互转化,吉凶最终取决于人为。“吉凶由人”是《周易》的基本哲学意蕴。

英汉数字的吉凶象征及其文化根源

对某些数字的崇拜与禁忌是数字文化的重要内容,数字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数字在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吉凶象征意义。文章对不同象征意义的文化根源进行研究,这有助于人们了解文化差异,消除文化冲突,从而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追赠恩荣:汉魏晋南北朝丧葬仪制吉凶相参的历史演变

在中古时期的"五礼"实践中,本属于凶礼的丧葬礼却包含了吉、凶两种属性的仪制,这一点颇为值得探讨。中古时期丧葬仪制中的吉凶卤簿,是使丧葬礼得以由凶而趋吉的重要仪制系统。吉卤簿进入丧葬凶礼的仪制发端于汉魏,反复于西晋,扩充与规范于南北朝,总体上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以"故事"、"殊礼"与成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仪制内容渐次包含了吉驾卤簿、鼓吹、旌旗、仪服等物化礼乐,其结果是在出丧时以柩车为中心形成了凶部伍,以魂车为中心形成了吉部伍。由此造成了中古丧葬礼虽为凶礼,却实际上具有吉、凶相参的二元属性。吉卤簿凸显朝廷对重臣勋戚身后的"追赠"与"恩荣",在其烘托下,中古丧葬礼的精神在"哀"的原则之外鲜明渗透了"荣"的成分。从"哀"到"荣"的原则争议与实践强化,可见中古时期权力加持的追赠恩荣观念的彰显,也体现了经典性规范与等级性礼制背后的五礼制度化进程与权力恩遇机制的渗透。

《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节候赏物第二》校证

敦煌文献唐代郑馀庆撰《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书仪,对了解唐代社会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周一良、赵和平在《唐五代书仪研究》一书中率先对此书仪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阐释了书仪的基本内容。不过由于是初次梳理,在字形辨识及词句理解方面存在不少疏失。本文针对周、赵二氏在书仪第二篇《节候赏物》的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订正及解读意见,以使读者准确理解书仪的内容,从而正确认识唐代社会的风俗习惯。

晚唐五代时的三种吉凶书仪写卷研究

唐代宣宗大中(847—859)初年,敦煌人张议潮恢复了汉族人对瓜沙一带(今甘肃敦煌一带)的治理,张议潮先后收复河西十一州,被唐中央政府封为河西归义军节度使。虽然河西归义军的统治地域时大时小,节度使也多次易人易姓。

先秦吉凶裁决思维与《左传》预言的模式化

《左传》一书记载了大量的人物预言。这些预言,在预言体式上存在着鲜明的吉凶判断的模式化特征,而且最终结果大多应验如神。言为心声,这一模式化判断特征,与源自上古时代的吉凶裁决思维密不可分。深入考察这一思维传统的延续与嬗变过程,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全面地认识《左传》编者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以及对后代人物评论的影响。

英汉数字中吉凶数字的隐喻意义研究

数字除了有计数的基本功能之外,还拥有神秘的文化色彩。数字在英汉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分析英汉数字中吉凶数字的隐喻意义与文化内涵,并探讨其所体现出的不同文化意蕴及文化差异的根源,可对中西文化研究和语言学习有所助益。

殷周传统与鸱鸮之吉凶二意——从海昏侯“大刘记”印鸮纽说起

在殷商人的心目中鸱鸮是战争保护神,起着避兵和克敌制胜的作用,所以在殷商文化传统中被赋予了吉祥寓意。殷人的战争保护神对周人来说则预示着战争、不祥,所以在西周的文化传统中鸱鸮被赋予了凶险的寓意。殷周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到汉代以后鸱鸮的不祥寓意才逐渐取得优势。海昏侯刘贺出生于昌邑,此地曾是鸱鸮崇拜较为浓厚的地区之一,在鸱鸮崇拜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海昏侯才把他的印章的纽刻为鸱鸮的形象。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 吉凶生大业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这一句接上一句“是敝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几个短句环环相扣，逻辑紧密。识解达一句的时候，首先引我发问的是“仪”字，古人为何用两仪而非两端或两类、两处？查要看“仪”的本义，《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度也。度，法制也。毛传曰。仪，善也。又曰。仪，宜也。又曰。仪，匹也。其义相引伸。古书仪但为义。今时所渭义，古书为谊。

试论传统建筑吉凶观

中国传统建筑的本质是建筑的人文化,传统建筑中的建筑装饰、建筑镇物、建筑改造等,都表达了一定的吉凶认识,人们以趋吉避凶的形式来顺应自身的生存需求。这些蕴含丰富吉凶观的传统建筑,经过人们的人文化设计、美学式加工,成为先民努力追求和谐生活的重要象征。

“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先秦时期天文学的二重功能性论析

在先秦时期,"观象授时"与"占候吉凶"是天文学的两大基本功能,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这既缘于农耕文明的社会性质,也取决于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到春秋时期,人们在视异常天象为上天"告凶"的同时,开始思索导致"天谴"的人事原因。先秦时期天文机构、职官的设置基本上是一身二任的,既负责观察天象的运行来治历明时,又负责通过天象的变异来占测吉凶。

《周易》吉凶哲学发微

《周易》示人以吉凶以便于趋避,除了卜筮这种非常规手段外,还构建了基本完善的吉凶哲学体系。《周易》认为吉凶就是失得之象,吉凶产生的根源就是三才之动以及不同的组合关系,趋吉避凶就是要与时偕行、慎于组合,洞悟“几”的先兆性。《周易》的吉凶哲学认为,吉凶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宿命,而是在具体条件下形成的,消除或构建这些具体条件,为人们趋吉避凶提供了一种人文意义上的主体性。

与敦煌文书S.2729《太史所占十二时善恶吉凶法》有关的几个问题

英藏S．2729号敦煌文书正面誊有《二月十使论悉诺哕接谟勘牌子历》与《辰年三月某日僧尼部落朱净言牒、毛诗音》两篇常识文，背面誊有《悬象历》与《太史杂占历》两篇占卜文。其中《太史杂占历》下分为23章，《太史所占十二时善恶吉凶法》（以下简称《占善恶吉凶法》）即为第15章。

论《周易》方位吉凶对立——以“西南”与“东北”为中心

玩味《周易》卦爻辞,我们会发现"西南"与"东北"存在着明显的吉凶对立倾向。受此倾向影响,后人附会增衍、曲为之说,推演出多种卦图、卦气、谶纬学说以及风水堪舆之术,虽然它们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哲学价值,但并不能解释为何《周易》卦爻辞中会呈现如此对立。排除种种后起观点,结合《周易》文本发生至最终定型的漫长历史语境,可以从三个方面——自然环境、政治形势、民族问题——找到较为合理的原因。

是故 吉凶者 失得之象也 悔吝者 憂虞之象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上一句中说到“圣人设卦观象”，并由“系辞焉而明吉凶”阐明了系辞的由来，带出了观象的问题。顺承下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由天道运行的道理而引申至对外部环境的把握，否极泰来，这是大道运行的规律，在刚和柔的推演过程中，变化势在必然。变化的产生带来了不确定因素，所以人们才需要推断，才会去“设卦”，也才需要对“象”进行观察与解读。观象的结果就有吉凶、悔吝。但何为“吉”、“凶”？何为“悔”、“吝”？如果不是因为人的关系，以人为核心，吉凶、悔吝还存在吗？通过这一句，我们才能知晓吉凶、悔吝的外在结论和人的想法、感受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向心得配”为“吉”，而“离心失配”为“凶”，即得到内心想得到的为“吉”，反之，要之不得为“凶”，

聖人設卦觀象 係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这一句是第二章的开始。第二章主要阐述的是系辞产生的由来和内涵、意义。先从字面上来理解这句话! 说到圣人，一说是古代的先贤，在《史记·日者列传》中贾谊曰：“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从中可见圣人也是通晓占卜医学的人；接下来是“设卦观象”四个字，就有些意思了。对于《易经》这样的“万经之首”，孔子倡导不要迷信，也不要盲目崇拜，要有“玩”的心态，这点可从“设卦”中的“设”字体会出来。一方面，“设”就意味着有人文思想、有人的规划在里面，假设、设定，是以人的动念为主体的；另一方面，“设”还意味着理性的比较意义，不是绝对的“自天承之”，不是把《易经》八卦作为教条来遵从，以前每个卦代表什么，就一定固定在某种概念或事物上，没有相对的变化，这样就把《易经》学死了，因而儒家思想倡导要活学活用，圣人在研究八卦的时候，也是采取的这个方式；再说“观象”两个字，观要观两种象：既要看卦象，也要看事象。两者要联系地看，不能割裂。

敦煌写本斯1725号《唐吉凶书仪摘抄》补校

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七卷)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斯1725号《唐吉凶书仪摘抄》进行释录,博采慎取,对后来研究者大有裨益。但个别文字及标点仍有待商榷。今就所察十条略陈拙见。

《周易》中正之道与吉凶关系的形上探讨

"中正"思想是《周易》古经的一个重要思想,表示爻位的履中得位,凡符合中正的爻多吉而少凶,这包涵了一种素朴的道德观念的萌芽。这种思想在《易传》中被特别加以阐扬,《易传》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论模式沟通了人的行为与吉凶之间的联系,并将《周易》古经中朴素的中正思想上升为一种指导君子为人处世的中正之道。《易传》正是通过对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的确认,赋予作为宇宙本体的天道一种全新的道德意义,从而证成了君子尊道修道的合理性,并进而确保道德与吉凶之间的一致性。

浅析《太平广记》中鸟类吉凶意蕴

古往今来,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关于鸟类的佳作。单单在宋代类书《太平广记》共五百卷的记录中,记录禽鸟类的就占了四卷之多。本文在此打算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吉"、"凶"两种角度来加以分析,力图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鸟类形象来总结出背后的真正文化内涵。同时也希望能够以小见大发现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产生的独特影响。

《道士吉凶仪》所见唐代道教的丧制与服制初探

本文是对唐代道教科仪经典《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五、十六中《道士吉凶仪》道教丧制与服制的初步整理及研究。从道教丧仪产生背景入手,通过对《道士吉凶仪》中有关丧制、服制的详细分析总结,归纳出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唐代道教丧葬仪式,从而揭示出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朝简约化方向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