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加·维尔托夫与百年中国电影--以《持摄影机的男人》《延安与八路军》《马大夫的诊所》为中心

前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代表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初译介到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潜隐的,也有显在的。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所代表的“新感觉派”电影,20世纪40年代袁牧之所代表的左翼纪录电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丛峰等人的“新纪录电影”,都与维尔托夫之间存在比较显在的影响关系。由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不同,中国电影在电影观念、电影创作目的、技术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对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电影作品的理解、认识与接受也就不同,具有比较明显的主体差异性与历史阶段性。虽然每个历史阶段不同电影人所受的影响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纪录电影形式的关注,对纪录真实的坚持与执着。

论吉加·维尔托夫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影响

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两度译介到中国,对刘呐鸥等人的先锋电影理论、袁牧之和郑君里等人的左翼纪录电影理论、丛峰等人的"新纪录电影"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吉加·维尔托夫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电影流派和电影人的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论是显在的还是隐性的,不论是正解还是误读,总体上看,都是积极有益的,打开了中国电影人的理论视野,促进了中国现代电影理论,特别是纪录电影理论的发展。如果能将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著作和全部电影作品系统而完整地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电影理论与创作,将会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影响。

回到未来——吉加·维尔托夫的先锋电影理论与实践

吉加·维尔托夫曾是活跃的"未来派"先锋。他使文献汇编影片和报导影片进入电影主流;他的先锋理论和实验深远影响到诸多形态的电影思潮和运动,其中蕴含着探讨至今的重要议题:电影本性,电影语言,电影与技术、与创新的关系,电影与现实世界、与社会、与人的关系。本文将维尔托夫的探索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从中寻找当代纪录片创新发展的原初动力。

从“纪录片”到“电影共产主义”:论维尔托夫的“客观论”电影美学

作为电影先锋派的代表,维尔托夫以“电影眼”的相关理论重新定义了纪录片叙事中的“客观论”美学。这种“客观论”促使他将革命和社会建设视为绵延的动态过程。他借助独特的剪辑,不注重“效果”而是侧重于呈现客观“事实”,借鉴构成主义、未来主义等流派的做法,以实现全景敞视的观看。导演将这种“客观拍摄”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结合,无论是将纪录片视为“无产阶级电影”的基本方法,还是对机器乌托邦和共产主义“新人”的塑造,都隐含了他的思想立场。维尔托夫的“客观论”美学是将唯物主义的思想同电影叙事结合的尝试。正是在这种独特的“客观论”美学指导下,他的影片再现了“无差别的等价运动”,彰显出集体主义身体的力量和速度,并最终跨越艺术范畴成为朗西埃定义的“电影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