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卜林与印度的心物关联及其创作中的“历史缺席”问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研究

英国 190 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R·吉卜林与印度有着微妙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精神关联 ,这与他早年的印度生活密不可分。在他的创作中 ,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历史缺席”现象。本文拟从这两方面进入 ,探讨吉卜林与印度的心物邂逅及其创作特征。

吉卜林: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的印度书写”研究系列之五

英国作家吉卜林是典型的殖民文学作家。他的作品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印度被殖民的历史本貌,其滋生于帝国心态的帝国话语使其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表述印度主题,并以东方主义的视角对印度进行艺术直陈。本文分析了吉卜林的印度书写,探讨了他在殖民文学创作中反映的诸多问题。

生态视阈下吉卜林小说中“丛林法则”的解读

物质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经济繁荣,但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道德观,给人类和自然带来了重重危机。吉卜林敏锐地意识到追求物质财富背后的矛盾与危机,在小说《丛林故事》中诠释了自己对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关怀与思考,指出丛林世界在"丛林法则"的制约与指导下,能够尊重生命,和谐、有序发展,并指出人类也需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尊重自然,建立、健全和遵守社会和道德法则,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持续发展。

吉卜林“狼孩”故事中的巴卢评析

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的"狼孩"故事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独特的丛林印象。在八个以狼孩为中心人物的丛林故事中,棕熊巴卢扮演了生态使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主人公莫格里成长路上的正面领路人。巴卢这一角色的成功塑造,展示了吉卜林对生态环境的忧虑和对青少年成长的关心,也同时传达了他对维护社会秩序、构建殖民者与印度百姓和谐相处的主张。

冲突抑或融合——论吉卜林东西方文化观的矛盾及二重性

吉卜林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他的印度题材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矛盾及困惑伴随着吉卜林的一生。一方面吉卜林在印度长大,对印度有难以割舍的情怀。另一方面,他是大英帝国的子民,他希望印度能接受英国的教化。吉卜林的双重身份影响他的东西方文化观。文章以文本分析为主,从吉卜林印度题材小说表现的主题分析吉卜林东西方观的矛盾及二重性。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将在《伊姆雷的归来》和《野兽的烙印》中体现。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观将在《普伦巴葛的奇迹》和《基姆》中体现。

理想的殖民者——吉卜林短篇小说《征服者威廉》解读

《征服者威廉》是吉卜林发表于1898年的,一篇较少被关注的短篇小说。然而,本篇小说表现了许多吉卜林不同以往的特点。通过对这篇小说进行解读,该文认为吉卜林在此传达了他对英印关系的新的思考,他的理想的生活原则,并且对英国殖民者进行告诫。

东西方的融合还是联结——吉卜林的《基姆》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的后殖民比较研究

吉卜林和福斯特是有关印度书写的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的两位重要作家。本文通过比较吉卜林和福斯特对印度不同时期的人物关系的描述,从后殖民角度揭示文化霸权指引下的文学活动,尤其是小说在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和参照系的重要作用,以及西方作家本身存在着的种族与阶级意识歧视与偏见。

《新小儿语》:吉卜林童话的早期方言译本研究

英国作家吉卜林的童话故事集《原来如此》,1912年由美国长老会费启鸿师母最早译介到中国,题为《新小儿语》。《原来如此》是现代童话的典范之作,它以儿童的思维方式创作,同时又把成人的智慧、体验、思考和愿望熔铸于其中的奇幻故事。《新小儿语》的翻译为中国现代童话的写作提供了文体和语体的范式。为了契合原著口语化的特征,译者采用上海方言进行翻译,传神地表现了人物的语气、口吻和神态,译文也更为简明易懂,适合儿童阅读。这一译本不仅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而且对推动白话文运动进程也不无助益。

吉卜林小说《莉丝帕斯》中的文化身份解读

文章着重探讨了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鲁亚德.吉卜林早期短篇小说《莉丝帕斯》的身份问题。同吉卜林一样,莉丝帕斯兼具印度和英国两种文化身份。然而,处于两种文化边缘,既遭印度人排挤,又受英国人轻视的莉丝帕斯无法找到自己真正的文化身份,在追寻中陷入了迷失。

吉卜林《丛林故事》里的身份认同危机

鲁德亚德·吉卜林以自身独特的人生履历、在其文章中显著的说教风格及其跟殖民主义之间所保持的万般联系,使他逐渐成为英国文学领域里一位争议性的作家。其作品《丛林故事》作为他短篇集中有着最大影响力和流传范围的最广的动物题材小说,综合性地体现了他的创作主体与理念。从表面而言,该小说是一部既有趣又新奇的动物故事集,然而从表象之后的深层次来看,却包含作者对于两种文化影响下自身身份认同的困惑。

对吉卜林的文化身份解读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是英国著名的诗人、短篇小说家，1907年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历史上诺贝尔文学奖最年轻的获得者。著名诗人艾略特（T．S．Eliot）曾经评价吉卜林是“一个没有加冕的桂冠诗人，一个人所冷落的名人”。由于种种原因，他长期以来被视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辩护人，背负着“帝国主义作家”的恶名。正因如此，吉卜林在中国鲜有人论及。

吉卜林短篇小说的叙事策略与叙事伦理

吉卜林小说的"短篇精神",体现在他的叙述理念和叙事伦理上。他的叙述理念立足于经典叙事传统,主要是传奇叙事策略。他注重小说的趣味性,大多运用艺术点缀、悬念与冲突。他的叙事伦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第一人称视角的使用,二是和谐处理叙述内容和叙事态度,三是对善和美的坚持与呵护。

后殖民主义话语下的吉卜林研究

鲁德亚德.吉卜林是英国文坛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但所有的英国学者都觉得他是个谜。对于他的研究被搁置几十年之久后,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下又热乎起来。吉卜林本人的特殊经历和他的作品是其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契合的主要原因;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中心是对“东方”的界定,而吉卜林笔下的东方形象与这个界定不相吻合,甚至是背离的;同时,后殖民主义话语本身具有过于浓厚的政治批评色彩,基于这些,后殖民主义框架下的吉卜林研究仍是激进的和缺失的,对他的全面评析仍有待探讨。

红色公牛戳穿温情面纱——从后殖民视角解读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基姆》

本文从分析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小说《基姆》中的典型意象红色公牛入手，以后殖民的视角，通过具体阐明其与文本中三类人物的关系．指出作者在文本中着意刻画英国殖民政府十九世纪末对印度的脉脉温情却又同时无意识地透露了其实质残忍的一面。

吉卜林笔下的“穷苦人的保护者”

吉卜林认为,殖民者推动印度人文明的意愿是好的,但是无法实现。印度人有文明化的潜力,但是他们的进化阶段决定了他们尚缺乏接纳西方文明的内动力。在吉卜林的殖民话语体系中,殖民者应该担当起"穷苦人的保护者"的责任,保护土著免受灾荒疾病等的折磨,用文明的方式保护野蛮的土著,尽量让他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理想在现实中蜕变——解读《我的儿子杰克》中吉卜林的思想变化

《我的儿子杰克》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吉卜林和儿子之间的故事,从家庭伦理的视角记录了吉卜林从积极参战到消极避战的思想转变过程。这种变化不是儿子战亡后个人消极情绪的延伸,而是吉卜林重建丛林法则理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的过程。

吉卜林的《想当国王的人》与理想英国殖民者的塑造

吉卜林的早期中篇小说《想当国王的人》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学者们对于小说的主旨却众说纷纭。如果将小说置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的社会语境里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吉卜林其实是通过两个英国流浪汉征服阿富汗腹地、建立王国但又迅速败亡的故事表达了他对于19世纪晚期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困境的担忧。吉卜林在小说中建构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英国殖民者形象:出身平民、熟悉社会各阶层情形、敢于冒险;能够为了殖民地的和平安宁勤勉奉献、富有牺牲精神。另一方面,小说主人公的败亡也是吉卜林的警告:殖民者要坚守种族疆界。在吉卜林看来,只有这样的英国殖民者才能维护帝国安全,在印度进行有效的殖民统治。

焦虑的帝国号手──吉卜林诗歌作品分析

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诗集《营房谣》(1892)、《七海》(1896)等以豪迈风趣的笔调讴歌了英国军队在海外殖民地的征战,为诗人赢得了"帝国号手"的称号;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七海》中的诗歌,发现豪迈的诗歌下方隐藏着吉卜林对当时大英帝国时局的焦虑和他对海外出生的新生殖民者的期望。

试析吉卜林短篇小说中自然、社会、精神生态思想

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也影响了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过度的物质追求,破坏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以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以生态批评为理论基础,分析吉卜林短篇小说中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思想,探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道德、精神、人际关系等问题的根源,并呼吁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社会建立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吉卜林“狼孩”故事的生态思想研究

吉卜林的"狼孩故事"展现了丛林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引发读者思考:在维护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人类应发挥什么作用?在"狼孩"故事中,代表大自然的丛林动物以丛林法律作为其行为准则,向人类显示了友好的一面,然而人类对丛林的掠夺给地球的其他生命体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人类也遭受了价值失衡的精神危机,最后还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遭受了无家可归的痛苦。通过安排狼孩莫格里做看林人作为故事的结局,吉卜林向世人传达了他的生态主张:人类应该保护环境、尊重其他生命,履行生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