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佛开眼》对吉备真备形象的重塑

吉备真备是日本杰出的政治家与学者,曾两度作为遣唐使来中国学习。2010年NHK大阪电视台推出了以吉备真备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大佛开眼》。该剧围绕修建东大寺卢舍那大佛一事揭开了平安时代的历史,塑造了真备德才兼备、忧国忧民、刚正不阿、情感细腻的人物形象。通过真备形象影视化的这一尝试不难发现历史人物影视化的做法为大众深度了解历史人物提供了多元视角,也显示了艺术重塑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距离。

吉备真备与唐代易学东传

吉备真备是日本奈良时期(中国唐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军事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唐留学19年,将中国的许多重要典籍带回日本,促进了日本政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同时,有史料证明他也是将易学传入日本的重要人物之一。本文通过日本史料解读唐代易学东传中吉备真备的作用及其对易学中占卜内容的态度等问题。

唐学东渡与吉备真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密切交往,尤其中国盛唐,正值日本奈良时代,日本不断派出仪容盛大、人数众多的遣唐使,可以说是中日交往的黄金时代。①随使入唐的留学生、留学僧,不畏艰险,渡万里惊涛来到长安,如饥似渴地吸取唐朝先进文化。特别是吉备真备两度来唐,留学十七八年,“研覃经史,该涉众艺”;②才华横溢,播名于唐,回国后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在输入、吸收、汲取中国文化,推进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他是日本奈良时代传播中国文化的功臣。

往学盈归 播风弘道——日本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

唐盛时期的长安是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唐帝国周围许多国家的使者和留学生沓至纷来,络绎不绝,其中以日本为最多。而在这些日本遣唐使和遣唐留学生中,吉备真备是最有成就者之一。正如日本史书《续日本记》卷三十三中所载:“在研究经史,广修学问中,名扬唐代的我国留学生唯有大臣(吉备真备)和朝衡(阿倍仲麻吕)二人。”

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

从西安市东郊出土的墓志推定,井真成与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同为唐玄宗时受遣前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慕中华文化,仕唐不归,才华出众,扬名于世。吉备真备返日本,长期任官,多贡献,声望至高。井真成患病急逝,葬在长安,其墓志之出土深受中日两国学术界重视,成为考古学和古代史研究的热门课题。

新发现的《李训墓志》与吉备真备——继《井真正墓志》后的遣唐留学生史料

《李训墓志》在2013年由望野博物馆购藏,自2019年末相关信息公布后便在中、日两国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学术讨论很热烈,但学者们对该墓志的真伪有着泾渭分明的学术分歧。日本明治大学石刻文物研究所气贺泽保规教授是较早关注《李训墓志》并撰写发表学术研究论文的学者,本文即是其中一篇。需要说明的是,译者对该墓志的真伪和各家学术观点没有倾向性,仅将气贺泽保规教授日文论作原样翻译,以供学界参考利用。

播名唐朝的日本使者吉备真备

在唐朝中日交流史上,日本前后任命了19次遣唐使团,但日本史书在称颂遣唐使团的留学生时却说:"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这里的朝衡就是阿倍仲麻吕,而大臣则是对吉备真备的尊称。在日本人看来,吉备真备是与阿倍仲麻吕齐名的播名唐国使者。首次赴唐留学吉备真备原名下道真备,于持统九年(695年,唐证圣元年)出生于备中国(今日本冈山、兵库一带)的一个下级武官之家。

古代日本绘卷上的长安景观——《吉备大臣入唐绘卷》的发现与研究

《吉备大臣入唐绘卷》是日本传世文献中最早描绘唐都的图像史料,主要讲述遣唐使吉备真备在长安应对唐人难题考验的冒险传说。绘卷所见长安景观由海岸风景、宫殿建筑和人物车马等构成,映射了平安末期日本对长安的基本知识与想象。绘卷对唐人善嫉妒、对日本人进行迫害这一偏见进行了反复的描述,这种构图折射了"小国"日本在与"大国"唐宿命般的外交处境中,想要展示其文化优越感的过剩意识。因此,《吉备大臣入唐绘卷》与那些仅供赏玩、消遣类的绘卷不同,显示出由权利者特意制作出的非趣味的外交象征意义。

院政时期日本对唐观的一个侧面--古文献《江谈抄》中吉备入唐说话的思想史背景

《江谈抄》是日本院政时期汉学硕儒大江匡房晚年的谈话笔录,卷三所收吉备真备入唐遭受幽闭迫害的说话,折射出古代日本对外意识中的国家自尊主义。大江匡房欲对中国夸示日本文化优越性的对外意识,既是匡房本人积极与北宋接触的结果,也与其所处"本朝中心主义"的外交思潮密切相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古代日本对中国憧憬的消失,这种优越感毋宁说只是主观的、想象上的文化优胜,究其根底,遵循的还是中国古代华夷观念内的"文野"之别。

第十一次遣唐使团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考察——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

关于遣唐使的研究,中日两国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大多是较为宏观、概述性的论著,很少对某一次遣唐使团进行系统的考察探究。第十一次[1]遣唐使团是较为特殊、遣唐意义较为重大的一次。期间发生了吉备真备二度遣唐、使团元日朝贺时与新罗使团发生位次之争、鉴真随使团成功渡日、阿倍仲麻吕归国等事件。本文基于历史事件与文化传播理论考察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主要事件及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日本通过第十一次遣唐使团的派遣,提高了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地位、巩固了天皇贵族统治、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基于文化传播理论可考察到该使节团的政治、社会影响。大使藤原清河在唐担任秘书监促进了唐文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人才引进的鉴真东渡、人才回流的阿倍仲麻吕归国对现今我国的人才策略及发展也具有指导作用。

开元盛世背景下《私教类聚》中的《颜氏家训》实学教育理念

吉备真备所著《私教类聚》是在开元盛世留学唐长安19年的基础上,以唐代童蒙教训书《太公家教》为中介、以《颜氏家训》为原型而撰写的“以子孙为对象的道德教训书”,是奈良时代“日本撰述的教科书”,在日本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开创意义是:明确教育方针非“腐儒”式的读书学问脱离职业实际,而是把职业和读书学问看作两位一体的有机统一体,即职业精进离不开读书学习甚至是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进而用这一实学理念作为童蒙教育乃至贯穿整个人生的教育方针。

《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简述

日本奈良时代的著名学者、朝臣吉备真备(693—775)是中日两国公认的开创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据日本的一些史书记载,吉备真备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的携归者、传播者和实践者。但吉备真备是怎样把《孙子兵法》

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形成——基于吉备入唐说话的流变

吉备入唐说话诞生于"日本中心主义"初显的平安末期,文人政治家大江匡房通过描述唐人设置重重难关考验且迫害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695-775)的情节,借此贬低并丑化中国形象。同时,将从中国传入的代表性文化艺术改写为吉备通过考核获胜的方式带回日本,进而强调本国的文化自主性。镰仓时期,在政治集团的参与下,吉备入唐故事得以不断继承与发展,并深入传播至日本民众。江户时代,小说家通过对故事的改编,将情节夸大甚至妖魔化,使其更加深入人心。此外,史学家利用传说故事,通过改写,将从中国传入的以围棋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归功于遣唐使吉备,使其朝有利于日本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

国内有关日本遣唐使研究述评

唐代,日本前后数十次派遣唐使学习和吸收唐文明,推动日本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的进步与发展。近百年来日本遣唐使受到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研究成果颇丰。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专著和学术文章,展望今后的研究。

学子赴唐国 万里若乘空——中国唐朝时的日本留学生

提起中国唐朝时的日本留学生,人们可能会不自禁地想到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等人。事实上,在那个时期,象他们那样克服了各种艰难,来到大唐求学,并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日本留学生,难以数计。日本著名诗人山上忆良曾作过一首和歌: 津浦滨海边,亲人翘首望。赤子赴唐国,何日归大和。诗中寄托了在日本的亲人对遣唐使节及留唐学生的深切思念,同时从侧面表现出当时中日之间亲如兄弟般的友好交往。下面谨向大家简略介绍一下中国唐朝时日本留学生的概况。唐朝是中日人才交流的鼎盛时期。在大唐王朝统治时期。

日本终于放弃了一较短长的想法 遣唐使:大唐主导体系下的国际交流

文明的传播和流水一样,总是由高处流向低处。如此形容唐朝时日本、新罗、林邑等国的遣唐使现象,大概是最为贴切的。在遣唐使活动发生之前日本就有所谓遣隋使。但真正具有国家意志的、成体系的、带有明显目的性的遣使,其实要从日本推古天皇时代开始。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自唐朝归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医惠日、福因等人上奏说.

浅析唐代音乐对日本音乐的影响

唐代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与富强的一个朝代,经济、政治、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顶峰。由于各方面都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使得周边各民族,各个国家都来与之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取其精华发展各国经济、政治,文化。而正是由于当时的大环境所致,日本国先后派遣12次遣唐使团来中国取经,全面性的导入中国文化,促使中日文化的交流达到了一个高峰。

盛唐时期中日文化关系撮谈

中日两国有悠久的联系。据《汉书》、《魏书》记载,早在二千年前两国已经通使往来,到了盛唐时期,这种联系更加频繁。两国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密切,曾出现了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黄金时代。到了近代,虽然由于军国主义者的疯狂侵略,一时中断了两国政府间的正常联系,而人民之间的互相往来却一直继续着。 中日两国是近邻,接触比较直接;保持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也有积极作用。因此,研究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总结过去的经验,发扬有益的因素,是有现实意义的。

“朝臣备”:《李训墓志》所见遣唐使名字的书写问题

2019年末《大唐故李府君(训)墓志铭》的公布一度成为热点,学界对"日本国朝臣备"是否吉备真备一事各执己见,往复撰文进行了论辩。本文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出发,依据中日两国史料,从日本遣唐使采用汉名的发展过程,来论证吉备真备自称朝臣备的可能性。而他为《李训墓志》书丹的原因,与李训在暂住地洛阳去世,且去世五天即匆匆下葬,非由家人主持葬仪,而是由李训所结交的士友操持有关。

新见唐《李训墓志》之“日本国朝臣备”解析

2019年12月25日,一合唐开元年间鸿胪寺丞李训的墓志公布于世,名为"大唐故鸿胪寺丞李君墓志铭并序"。志石呈正方形,四边有花叶纹,全志19行,共计328字,李训于开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世,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下葬,末尾写有"日本国朝臣备书"。墓志所载除补史书之阙外,为日本遣唐使及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文章考释了该墓志的主要内容,指出"日本国朝臣备书"这一信息的重大意义,在7世纪末至8世纪初石刻资料中,写有"日本"二字者已见四方墓志,但"日本国"三字仅见于此。"朝臣备"其人,很可能就是开元和天宝年间两次入唐的吉备真备。文章还介绍了墓志引发的质疑之声,希望学界深入研究,辨其真伪,还原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