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奥乔·阿甘本共同体美学的三个维度——基于《来临中的共同体》的解读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理论界的众多学者试图从文学角度对共同体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吉奥乔·阿甘本从人的存在出发,在南希与布朗肖的非功效共同体美学理论基础上,以差异的视角构建了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美学理论。阿甘本的共同体美学不仅具有预见性,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考察当代美学理论所具有的可能性。从主体存在的独异性、悖论的语言、读者与书写三个维度入手,探索阿甘本是怎样通过将语言恢复到语言本身,将存在还原为现实存在,并以阅读和书写为中介构建其共同体美学的。遗憾的是,虽然阿甘本建构了从存在到语言再到现实的无为式的共同体美学,但其中夹杂着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弊病,需要我们辩证看待。

电影的危机与现代人--从本雅明到阿甘本

“现代性危机”是本雅明和阿甘本的电影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是,前者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工业发展与战争对人的异化,后者面对的是“巨大的景观的堆积”与身体的商品化和政治化,即景观社会与生命政治。沿着本雅明的思想路线,在当下景观社会的极端呈现中,阿甘本试图通过影像寻找救赎之道。

权力暴力与生命救赎——生命政治学视阈下的《飞越疯人院》

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表现了精神病院中病人生命备受权力压迫的处境,小说因探讨生命权力主题而成为吉奥乔·阿甘本式的生命政治隐喻小说。精神病院的病人之所以不断受到权力威胁,原因在于精神病院通过悬置法律和医疗方式实现了权力暴力的合法化和常态化,由此沦为阿甘本意义上的“例外状态”。但病人并非只是被权力所压迫的客体,也成为通过渎神和撤离策略对权力暴力进行反抗和对自我生命进行救赎的主体。通过对《飞越疯人院》的生命政治学解读可以发现,肯·凯西在小说中不仅揭示了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他的反抗意识,更体现出他对生命的积极态度。

阿甘本论赤裸生命与例外状态

神圣人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命权力,他们处于法律的例外状态。阿甘本集中将神圣人类比于狼人、献身者、难民和巨像等形式,并提出我们所有人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另外阿甘本沿袭着汉娜·阿伦特的路径分析了当代难民作为一种赤裸生命形式,那些"不配活下去的生命"和"人类豚鼠"便是典型的赤裸生命,他们遭受着"被人任意处死"律法失效和宗教驱逐的境况。例外状态的拓扑性结构便是由"在外却仍属之"的悖论构成,并且例外状态奠定了主权的根基。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无法相互确定。

例外状态的正当性探析——在施密特与阿甘本之间

卡尔·施密特认为,例外状态代表了主权对决断权的垄断,这种垄断强化了主权的威权色彩。吉奥乔·阿甘本对施密特的主权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在例外状态的排斥性结构中,生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暴力,例外状态的常态化表明现代政治正在逐渐产生极权主义倾向。阿甘本对施密特的批判并没有跳出自由主义的框架,而是走向了完全否定政治合法性的另一个极端。在他们二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关于例外状态的理论定位:当政治行动的合法性与政治目的的合道德性实现统一时,便有可能从中孕育出一种理论上的例外状态的正当性,对这种夹缝中的例外状态及其正当性的辨析是对现代政治治理应有的建构性反思。

融合与批判: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政治化倾向

生命伦理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愈发呈现出“生命政治”化倾向,形成生命政治与生命伦理的互动。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颇具代表性,他们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不仅可以弥补当代生命伦理学“权力维度”研究的不足,亦可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开拓哲学思维空间。然而,尽管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促进了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政治化倾向,但由于其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需要在生命伦理学域内进行再批判和再思考。

诗的终结及见证的不可能——阿甘本非语境阐释的叙事学意义

对于诗与哲学的对立统一,很多当代文学家和哲学家都趋向于二者在对抗中走向融合,并且力图找到促成它们融合的契合点。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提出的"诗的终结"和"见证的不可能"等理论从哲学角度对理解诗与哲学的内在联系和发展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以其哲学研究中固有的对"存在"和"语言"的关注提出"沉默"可以被看做是复活的语言,从而缓解诗和哲学对"语言的焦虑"以调节二者的矛盾。同时,他提出的"见证的不可能"也为在文学批评和解读中达成文学与哲学对抗中的融合开拓出新思路,即通过"非(去)语境化"寻求"见证"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