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再认识--读吉姆·麦圭根《重新思考文化政策》

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由此拉开了文化研究的序幕。吉姆•麦圭根是英国文化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重新思考文化政策》承袭了第一代英国文化学派理性批判、“大文化观”、文化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及鲜明的阶级立场等学术传统,提出了三种文化政策话语,即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市民/交流话语,深入探讨了文化与权力、文化与资本等核心问题,进而批判西方“自由”“文化自由”以及新自由主义。通过对麦圭根文化政策话语的深入分析,以“他者”的身份对“自我”进行观照,以达到“知己知彼,而可攻玉”,树立我国文化政策研究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思想自觉。

《傻瓜吉姆佩尔》中的男性气概书写

辛格的短篇小说《傻瓜吉姆佩尔》讲述了主人公吉姆佩尔在男性气概和宗教信仰双重危机下曲折的成长故事。他摆脱了消极男性气概的桎梏,实现男性个体和宗教身份的结合,最终成功构建新型男性气概,实现自我救赎。辛格以此呼吁犹太男性需从犹太民族的实际出发,将独具犹太性的宗教信仰与男性气概的精神内核结合在一起,构建具有犹太特色的男性气概,以此抵制欧洲长期存在的对犹太男性形象的恶意诋毁。

《吉姆爷》中的弃船事件与英国性的衰落、修正及改写

康拉德的作品《吉姆爷》改编自1880年“圣吉达号”轮船上数名英国船员面临沉船危机时抛下乘客弃船逃生的真实事件。船龄仅八年的“圣吉达号”在小说中变成了生锈后经过粉饰继续航行的旧船“帕特纳号”,康拉德似乎试图通过涉事船只的“生锈”隐喻弃船行为背后英国商船队精神和绅士精神等英国性特质的衰落,以该船的命运警醒国人,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对“生锈”的英国性先后进行“抛光”和“粉饰”,亦即通过改写真实事件,对衰落的英国性进行美化。《吉姆爷》中的改编、书写及再创作反映出了康拉德对大英帝国前途命运的忧虑与希望。

时代变革中彝族青年命运的象征与期待——评冯良《翻过瓦吉姆梁子》

冯良的《翻过瓦吉姆梁子》以主人公阿合和史尼的生活历程与感情纠葛展现出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以艺术的“这一个”表现出彝族青年命运的象征与期待。作家以对凉山的深刻体验和认知,独具特色的本土化语言以及温婉平和的叙事风格表现出对家乡的热爱和忧患意识。从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的角度,解析了小说人物的生存和价值观念及其相互影响。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阐释了作品对消除民族偏见,促进民族相互尊重理解与和睦共处所做的努力。通过小说所涉人物的相互认知转化,呈现出更真实更本真的彝族青年形象和精神面貌,实现了作家寻求的精神返乡。

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中的叙事判断

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围绕“帕特纳号沉船事件”和“布朗事件”展开,主人公对事件的阐释判断和叙述者们对事件多元的伦理判断,与读者对“确定性”的本能追求形成了充满张力与活力的辩证关系。康拉德通过多种叙述声音使读者审美预期受阻的同时也使其更积极地与文本进行双向对话,在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同时,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形式,实现小说在叙事形式、叙事伦理和审美意蕴上的交融和暗合。同时,从人物的阐释判断、叙述者的伦理判断以及读者的审美判断三方面对《吉姆爷》的叙事判断进行论述,也为詹姆斯·费伦的叙事判断理论提供了一种更清晰的阐释路径。

继承与超越:浅析《我的吉姆》对《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互文与改写

美国非裔女作家南希·洛勒斯所著的《我的吉姆》与美国男作家马克·吐温所著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之间有着微妙且复杂的关系。本文从互文性理论出发,探究了《我的吉姆》与《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在人物、情节、主题之间的互文关系,进一步分析了洛勒斯如何运用互文与改写构建情节,并在前文本的基础上赋予其创作更丰富的意义,深化反对种族歧视的主题,关注女性的性别创伤。

吉姆·汉森的“木偶之家”

吉姆·汉森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自幼喜欢绘画,尤其爱画卡通人物。大学期间,他制作的5分钟一集的木偶节目《萨姆和他的朋友们》获得了电视界的艾美奖。由此,他开启了“木偶玩具”人生。

吉姆不是“爷”:对《吉姆爷》中吉姆形象的一种解读

《吉姆爷》中的主人公吉姆始终生活在想象界,他不能顺势随时而变,而是固执地抱守着虚假的自我认同:英雄,浪漫。把吉姆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进行对比表明,吉姆并不像许多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失败的英雄,他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在许多方面还逊于常人。因此,称他为"爷"实在是一种"误读"。

吉姆爷——伟大的艺术代码——论《圣经》对《吉姆爷》中吉姆的形象影响

西方文学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人们在阅读欣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就自然与《圣经》联系起来。在小说《吉姆爷》中,作者康拉德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对书名、吉姆的家境、形象、言行等方面进行了“神似”的类比描写,而这些手法都与《圣经》相关,但是这些原型意象在使用上并非系统连贯。所以,探讨《圣经》对这些引喻的影响和作品的欣赏都很有必要。

《吉姆爷》道德探索的人学意义

在《吉姆爷》中 ,康拉德通过对主人公从道德失足到道德重建过程的描述 ,探索了道德理想与现实人生之间复杂的关系和人性中的矛盾倾向。康拉德肯定了道德追求对人生的积极意义 ,也指出了理想化的道德追求中所潜在的危险。

英雄的成长历程——解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和吉姆

文学作品当中,作者常会采用游历的方式使作品中的人物得到历练并进一步地成长、成熟,从而使他们对自身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哈克和吉姆是马克·吐温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两个人物,他们在一次有趣却不平凡的旅行中一起成长,两人的友谊也因这次旅行而变得日益坚固,旅行结束,两人最终成为了英雄。

话语权的争夺:吉姆幸运的背后

《幸运的吉姆》是英国小说家金斯利·艾米斯的代表作品。小说塑造了一个男性“灰姑娘”的故事。表面看来 ,吉姆之所以在事业爱情上双双胜出纯粹是由于幸运。但细细分析起来 ,他的幸运的背后隐藏着必然的社会文化背景。观察并分析《霍华德别业》和《幸运的吉姆》中精英文化和工商业资本之间力量对比、叙述口吻以及两种力量竞争结果的变化 。

帝国主义神话的营构——论约瑟夫·康拉德的《吉姆老爷》

《吉姆老爷》中的吉姆是一个帝国主义话语操纵下的文本人物。帝国主义话语为他编织了自我理想。吉姆在“帕特那”跳船事件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种理想的脆弱性。帝国叙事者又借助话语的力量为他创造了一个文本境界,在那里他的帝国主义想象变成了“现实”。但是,小说中有意识的文本性又让读者体会到叙事背后的欲望与强权,从而对文本的虚构性产生警惕。从这个意义上讲,康拉德在参与建构帝国文化和殖民文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批判,对帝国的未来建设者所受的文化教育表现出深刻的怀疑和忧虑。

《幸运的吉姆》:小人物的愤怒与抗争

"愤怒的青年"文学流派中最著名的小说《幸运的吉姆》表达的是小人物对生存现状与社会不公所表现出来的愤怒与抗争。令人窒息的学院派作风、虚伪"精英文化"的趾高气扬和功利驱使下的学术不端行为是吉姆愤怒的诱因。吉姆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他的奋力抗争代表的是社会中下阶层小人物对现实的反击。

纳吉姆丁·纳萨菲与中国伊斯兰教义学

马图里迪教义学派是10世纪伊斯兰教正统教义学派之一,其12世纪的代表人物纳吉姆丁·纳萨菲对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纳萨菲的教义学思想适中而不偏倚、温和而不偏狭。加强对马图里迪教义学派思想的研究,对进一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伊斯兰经学教育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

上帝的守望者——解读《傻瓜吉姆佩尔》中的犹太宗教伦理

《傻瓜吉姆佩尔》是当代美国犹太作家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的代表作。在作品中,吉姆佩尔通过对上帝的模仿和对犹太宗教伦理诫命的躬行履践,表达了自己深笃的宗教信仰。辛格以吉姆佩尔蹇舛的生命苦旅,阐释了犹太宗教伦理的内涵,并试图以此唤起已经"世俗化"或正挣扎在边缘线上的犹太人的民族认同感,复活日益淡薄的犹太民族宗教信仰和传统道德标准,从而求得犹太民族精神的复兴,对解决现代社会的诸般问题也深具思想启示。

两个傻瓜:从“吉姆佩尔”到“丙崽”

吉姆佩尔是辛格小说《傻瓜吉姆佩尔》的主人公,丙崽是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主人公,他们分别代表了各自文化背景下的傻瓜形象,并且承担了剖析民族性、人性问题的功能。但辛格的"吉姆佩尔"更具个性化色彩,表现了辛格对犹太人的一种独特理解,并借此把犹太性进行了开放性提升,使之冲破了民族性牢笼走向了更为动人的人性家园;而丙崽则继续行走在国民性批判主题的阴影下,他代表着封闭、愚昧、落后,表明国民性问题的挖掘依然停留在鲁迅阶段,并没有与当前的新变化结合起来。

从吉姆模式看职前教师的教学自信

教学自信是教师相信自身教学能力的心理特性,是教师对所从事的教学工作的成就感、自豪感、效能感和自尊感,是教师有效教学必备的心理品质。教学自信是职前教师应有的首要品质,根据教学与营销的关系,探讨吉姆模式延伸的"四个相信"营销模式对训练职前教师教学自信的作用。

《吉姆爷》中“他者”话语解读

从后殖民话语的理论视角解读康拉德的小说《吉姆爷》,特别是透过对文本中有关帕图桑岛和马来人话语的分析,可看到康拉德在把殖民地引入自己的创作视野时,“是以一个西方人的目光注视殖民地的”。因此,《吉姆爷》中的“他者”,是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论作用下的主观性产物。

《吉姆老爷》的后殖民解读

康拉德的《吉姆老爷》编造在亚洲重建殖民主义秩序的白色神话 ,乃是 1 9世纪英国小说帝国叙事的重要文化档案。不过 ,由于康拉德只是一个来自欧洲边缘的帝国雇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