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性别突围与身份重建——以吉屋信子及其通俗小说为例

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以"贤妻良母主义"为核心的女子教育,使女性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客体。自小便深受其害的吉屋信子,卓尔独行,以强大的"自我"对抗贤妻良母主义思想的摧残,追求着自由和解放。信子通过描写贤妻良母主义对女性的羁系和诳骗,创造了一个丰富的女性文学天地,对女性的突围之路与身份重建进行了持续的探求,为日本女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表达了日本女性要求独立自主的伦理诉求。她通过自己的言行和作品中的女性之口解构着贤妻良母主义的社会秩序,寻求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新伦理身份,努力找回被遮蔽了的女性的主体地位。

国家、媒体及女性作家间的多层“战争”——以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为中心

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表现最为活跃的两位女性作家,其曾于1938年作为“笔部队”成员来华,之后分别创作了《波涛》《女人的教室》等作品。通过探究此类作品得以问世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日本女性作家的“性别”既是日本军部及媒体有意利用的“标签”,亦是作家本人着意凸显的个体特征。若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作品中所建构的“铳后女性”形象,可以透视日本女性作家如何诱导广大日本女性积极协助侵略战争的内在机制,进而追究其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

天地魂之女人花--吉屋信子文学世界中的女性自我

吉屋信子一生创作的主题主要是围绕女性而展开,她对女性自主自立、自我实现与确立的追求、女性同性爱的认同,以及对女性的同情与赞美,都是对以父权制、男权制为中心的社会体制的控诉。信子不仅以欣赏的眼光书写普通的女性大众和历史上的女性人物,对于作为写作主体的女性作家们更是细加观察,论列是非。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重新解读吉屋信子的文学,可以发现其作品所展现出的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其文学文本所具有的批判性和超时代性。

吉屋信子对男性霸权的颠覆与解构

吉屋信子生活时期的日本仍然是男尊女卑思想甚嚣尘上的男权制社会。深受其害的信子对男性霸权深恶痛绝,这不仅表现在其一生的所言所行中,也表现于她在一生的文学研究中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女性文本世界,颠覆解构了男性霸权的支配地位。运用女性主义男权制的理论创作,信子描写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的重压、女性的觉醒与反抗。解读吉屋信子的文学,可以发现,其作品中突出的女性本位意识,及其作为专为女性书写作家的不可替代性。

日本女作家吉屋信子的上海表象:以现地报告《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为主线

针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媒体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文章以活跃于大正和昭和年间的日本大众女作家吉屋信子各时期文学作品中的上海表象为线索,以吉屋的现地报告《战祸的北支上海行》为关注的焦点,分析了吉屋文学世界里所凝视的上海表象是"虚伪错误"的,而她提倡的中日两国通力合作的"共同幻想"也只是空洞的现实认识的记录而已。随着此种幻想的不断扩张,日本大众对已有一定倾向性的"上海负面形象"的认识也得以进一步的扩大。

“笔部队”中的“两点红”: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的小说与战地报告

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是名噪一时的流行作家,有多次前往中国战场的经历,并作为女性杰出代表入选1938年第一批"笔部队",被称为"笔部队"的"两点红"。吉屋信子在海军班一如既往地扮演"女性"角色,突出自己作为女性的价值和作用;林芙美子则用激烈的方式在中国战场演出了一场新的放浪记。两人用不同的方式自觉地将女性话语和人生诉求融入军国主义话语中,成为侵略战争的协助者。与普通女性不同,她们成为战争协助者并不是受制于国策话语而做出的完全被动的选择,其文学创作反映出的思想缺陷和浅薄认知与她们的战场报告意趣相投,是她们在战争爆发后与军国主义话语一拍即合、轻易地滑落到战争协助陷阱中的本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