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细鳞鲑与同域物种拉氏鱥的光偏好:生活史阶段效应及种间差异

基于不同生态情境下鱼类光偏好研究,可望为人工种群培育、野外种群保护与栖息地管理等提供重要理论基础。秦岭细鳞鲑(Brachymystax tsinlingensis)为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与拉氏鱥(Phoxinus lagowskii)共同栖息于秦岭山涧溪流并依生活史阶段不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生态位重叠。为探究(1)在种间水平上,作为同域分布物种,二者光偏好是否表现出趋同进化?(2)在种内水平上,鱼类的视觉发育、生态需求等往往存在生活史阶段效应,这种效应是否驱动种内光偏好差异并在不同物种中表现出相似的种内变异模式?(3)不同生活史阶段鱼类的集群程度不同,那么鱼类的光偏好又是否受群体大小(个体或群体测试水平)的影响?研究采用自制的鱼类光偏好测定装置,分别在个体与群体测试水平下对不同生活史阶段秦岭细鳞鲑与拉氏鱥的光偏好进行了测定,结果发现:(1)个体测试水平下,秦岭细鳞鲑与拉氏鱥光偏好存在显著的种间差异(P<0.05);不同生活史阶段秦岭细鳞鲑均喜蓝光区与黑区,而拉氏鱥均喜黑区并对除黑区以外的其他光色无显著偏好;(2)群体水平下,秦岭细鳞鲑与拉氏鱥光偏好存在显著的种间差异(P<0.05);不同生活史阶段秦岭细鳞鲑均喜蓝光区与黑区、且在蓝光区的分布有伴随发育状态而增加的趋势,拉氏鱥喜黑区并对其他光色无规律性的偏好。结果表明:(1)在种间水平上,同域分布物种也可能由于微生境选择与自身环境适应性差异而表现出光偏好的趋异适应;(2)在种内水平上,鱼类在不同生活史阶段的光偏好存一定的种内分化,但种内变异程度可能因不同生活史阶段群体分离或混合程度不同而表现出相异的模式;(3)在个体和群体测试水平下,鱼类的光偏好并不完全一致,对鱼类光偏好研究应明确区分个体或群体测试水平。

中国特有的两种同域分布凤仙花属植物的传粉生物学研究

中国是凤仙花属物种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存在着大量的特有和同域分布现象。为更好地理解同域分布近缘种的传粉综合征分化以及传粉昆虫资源分配问题,该文以中国特有种黄麻叶凤仙花(Impatiens corchorifolia)和金凤花(I.cyathiflora)为研究对象,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完成传粉生物学的相关研究,比较分析了这两个种的开花物候、花形态结构、传粉昆虫的种类及访花行为和人工授粉实验等方面的异同。结果表明:(1)两种凤仙花的花距不同,花距的长度与花蜜量呈正比,但与花蜜含糖量无关。花距类型决定了两种植物的传粉昆虫种类的分化。具短花距的黄麻叶凤仙花的花蜜含量为(4.57±1.43)μL,花蜜糖含量为(45.48±2.28)%,由蜜蜂和胡蜂为其传粉。拥有长花距的金凤花的花蜜含量为(10.15±3.28)μL,花蜜糖含量为(46.12±1.48)%,除蜜蜂和胡蜂传粉外,天蛾和熊蜂也为其传粉昆虫。(2)两种植物虽然共享3种传粉者,但表现为明显的错峰访花,传粉行为和花通道的差异决定了传粉者携带花粉的部位不一致。(3)繁育系统实验表明,两种植物均表现出明显的种间杂交障碍和异花授粉偏好性。因此,花距形态差异显著导致了传粉综合征分化明显和传粉昆虫行为各异。两种植物授粉均需要传粉昆虫且均无法自花授粉,呈现异交优势;并且可以通过部分传粉昆虫、花形态差异以及杂交不亲和等情况维持生殖隔离。该研究结果为理解凤仙花属的传粉综合征、同域分布近缘物种传粉昆虫资源分配等方面提供了新资料。

同域分布的野猪与狍活动节律及与月光周期的关系

完全的竞争者不能共存,物种间生态位分化是同域物种长期稳定共存的基础。不同物种在同一分布区时间生态位的分化对其共存至关重要。为研究同域分布物种的共存机制,在2018年11月到2021年7月利用远红外相机监测技术对穆棱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域分布的野猪(Sus scrofa)和狍(Capreolus pygargus)进行了野外监测研究,并利用核密度估计方法和雅各布斯选择指数(JSI)对日活动节律和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周期选择进行了评估,同时还利用非参数检验评估了2个物种的活动与月光周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狍不管在全年还是在不同的季节,日活动节律均为双峰模式,而野猪的活动模式表现出明显的可塑性,在全年和冷季为单峰型,暖季为双峰型,二者在日活动节律上的重叠程度较高(Dhat>0.59),在暖季的重叠系数最高(Dhat=0.65)。此外,在时间段的选择上,狍在全年和冷季更喜欢在黎明和黄昏活动(0.170.32),而野猪活动在全年和冷季对白天和黄昏的选择更多(JSI>0.3),暖季则更喜欢在白天活动(JSI_(day)=0.86),二者在夜晚的活动都较少(JSInight<0),其中野猪尤为明显(JSInight<-0.63)。狍在各月光周期间的出现频次存在显著差异(P<0.05),满月期活动较频繁,下弦月期活动频次最少,而野猪的活动与月光周期的相关性较弱(P>0.05)。研究野猪和狍的时间重叠,为研究大型食肉动物与猎物的互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同域分布的两种荒漠春季十字花科草本植物的花部特征与花气味差异性比较

卡拉麦里山自然保护区是我国著名的荒漠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春季开花植物是该保护区荒漠植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食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优良牧草。西伯利亚离子芥(Chorispora sibirica)和扭果花旗杆(Dontostemon elegans)是广泛同域分布在该区域砾质荒漠上的两种十字花科春季开花草本植物。为了比较这两种草本植物的花部特征与花气味的差异性,对两物种的花部性状进行野外观测和测量,同时收集并分析其花气味挥发物的组成。结果表明:(1)两种草本植物的花均具有典型的虫媒花特征,如较大的花冠直径、鲜艳的颜色和芳香的气味,并且两物种的主要花部性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尤其表现在花冠的颜色、直径、花瓣宽以及雌雄蕊长上。(2)两种草本植物的花气味中共分离出41种挥发物,主要以萜类化合物为主,其中西伯利亚离子芥花气味的主要成分为顺-β-罗勒烯,而扭果花旗杆的花气味中α-蒎烯和苯乙醛的含量最高。主成分分析表明两物种花气味的化学组成表现出明显的种间差异性。同域分布中的两种荒漠草本植物具有相似的花部特征和花气味,可吸引共享传粉者,促进两物种进行异交,从而增加开花植物的后代适合度;推测共享传粉者可以利用两草本植物之间的这种差异性来区分出各物种,进而分别为其传粉,从而可以保障两草本植物的种间生殖隔离,维持了该区域内的物种多样性,也对该区域野生动物的保育具有重要意义。

千岛湖(新安江水库)4种同域共存的鱼食性鱼类生活史策略比较研究

千岛湖(新安江水库)是我国大水面生态渔业发展的典型湖库,其渔业主要以鲢、鳙等滤食性鱼类增殖为主,对鱼食性鱼类资源的研究和关注相对匮乏。而鱼食性鱼类是水生食物网的顶级捕食者,对维持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受过度捕捞、生境退化等影响,千岛湖鱼食性鱼类资源下降明显。鉴于此,2021年3月—2022年12月,逐月在千岛湖收集4种同域共存的鱼食性鱼类样品1032尾,包括翘嘴鲌(Culter alburnus)、蒙古鲌(Culter mongolicus)、大眼鳜(Siniperca knerii)和斑鳜(Siniperca scherzeri),系统研究并比较了4种鱼食性鱼类年龄、生长、繁殖等生活史策略的分化特征。结果表明,千岛湖4种鱼食性鱼类优势年龄组均未超过3龄,说明其种群呈现低龄化现象。生长式型上,翘嘴鲌和蒙古鲌属正异速生长,而大眼鳜和斑鳜属负异速生长,说明4种鱼食性鱼类具有不同的生长策略。条件系数(CF)的变化趋势与繁殖活动密切相关,其中大眼鳜的条件系数最高(1.92%±0.03%),其次为斑鳜(1.72%±0.02%)和蒙古鲌(1.14%±0.01%),翘嘴鲌的条件系数最低(0.97%±0.03%)。繁殖时间上,斑鳜最早进入繁殖期(3月),其次为大眼鳜(4月)、蒙古鲌(5月),翘嘴鲌最晚(6月)。大眼鳜和斑鳜均出现了2次繁殖高峰(5月和7月),翘嘴鲌的繁殖高峰相对持久(6—7月),蒙古鲌繁殖高峰则最为集中(7月)。繁殖力上,翘嘴鲌((254±16)粒/g)和蒙古鲌((192±10)粒/g)的相对繁殖力较高,显著高于大眼鳜((88±19)粒/g)和斑鳜((88±10)粒/g)。翘嘴鲌和蒙古鲌卵径为单峰分布,推测为单批次产卵类型;而大眼鳜和斑鳜卵径为双峰分布,推测为多批次产卵类型。综上,千岛湖4种鱼食性鱼类在生长速率、生长式型、条件系数等生长策略以及性比、繁殖力、繁殖时间、繁殖方式等繁殖策略均出现了分化,支撑其实现了同域共存。研究结果对进一步理解鱼类同域共存机制,保护、恢复和科学利用千岛湖鱼食性鱼类资源,优化和完善鱼类群落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繁殖季节同域分布的红腹角雉和血雉的觅食生境选择

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和血雉(Ithaginis cruentus)是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受胁雉类,到目前为止,对这两种雉类的生态学特征的了解并不多。作者于2006年5-8月,在四川省栗子坪自然保护区公益海,运用样线法和样方取样法对红腹角雉和血雉在繁殖季节的觅食生境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两种雉在海拔分布和觅食生境上都存在重叠,红腹角雉主要分布在较低海拔(1,950?3,450m),血雉分布在相对较高海拔(2,760?3,800m)。它们对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都表现出正选择性,而对箭竹林表现出负选择性。微生境尺度上,两种雉觅食生境的乔木和草本盖度均较大,草本高度高;两种雉的活动区内针叶林面积较大,距林区公路较近;红腹角雉对坡向没有选择性,血雉偏好西南坡向的生境。与对照样方相比,红腹角雉的觅食生境的箭竹高度和盖度小,血雉觅食生境的箭竹高度和盖度与对照样方无显著差异。红腹角雉活动区内的箭竹林面积比例显著小于血雉活动区,针阔混交林面积比例显著大于血雉活动区。表明两种雉类在需要某些共同资源的情况下,对觅食生境的利用产生了分异,这是两种雉类能够同域分布的基础条件之一。

人工巢箱条件下两种山雀鸟类的同域共存机制

种间竞争会导致鸟类对自身的生存策略进行多方面调整,将多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不同鸟类的同域共存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9—2011年的3—7月,在辽宁省东部山区以悬挂人工巢箱的方法招引杂色山雀(Parus varius)和大山雀(Parusmajor),通过比较这两种鸟类在繁殖时间、繁殖参数和巢址选择上的差异,分析其繁殖期的栖息地选择及繁殖对策,探讨这两种鸟类同域共存的机制。结果表明,生态位的部分分离是大山雀和杂色山雀能够长期共存的基础。两者都是在繁殖期到来立即开始繁殖,均出现两次繁殖高峰,采用消减窝卵数的对策来适应环境质量的下降。对繁殖参数的分析表明,两种鸟类的繁殖对策都为k-选择,但大山雀略偏向r端,大山雀倾向高窝卵数、低繁殖成功率的繁殖策略;杂色山雀倾向低窝卵数、高繁殖成功率的繁殖策略。两种鸟类都选择在林龄较长的森林中筑巢,但是大山雀较注重巢址的安全性能,巢距地面较高,周围乔木密集;杂色山雀较为注重植被类型的选择,巢址多选择在植被多样、灌木生长茂盛的针阔混交林中,推测可能与杂色山雀的食物构成有关。

海南长臂猿与猕猴种间冲突行为初报

种间相互作用,包括竞争、捕食和寄生等,对动物种群动态的调控具有重要影响(Akçakaya et al.,2019;Mittelbach and McGill,2019)。当具有相似生态习性的物种同域分布,并且空间和食物等必要生存资源有限时,就可能发生种间竞争,进而导致其生态位的分化。种间竞争包括两种主要形式,即利用型竞争(exploitation competition)和干涉型竞争(interference competition)(Dhondt,2012;Chen et al.,2020)。同一资源对两种动物都非常重要,但两者竞争过程中不发生直接冲突,表现为利用型竞争;一种动物借助于行为干扰另一种动物使其得不到资源,且发生直接冲突,则为干涉型竞争(Kro‐nfeld-Schor and Dayan,2003;Dhondt,2012)。这些竞争关系可能影响物种种群的稳定,或者使物种对资源的利用发生转变以避免竞争,从而实现长期共存(Mittelbach and McGill,2019)。

拉雅松遗传多样性及同域分布种间亲缘关系分析

拉雅松是广西西北部稀有的乡土用材、用脂树种,有较高的经济价值,但其遗传多样性状况及种间进化关系未知。利用SSR分子标记检测拉雅松群体遗传多样性,希望对该物种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此外,鉴于该地区自然分布的松属树种仅有拉雅松、细叶云南松与马尾松三个种,试图利用SSR分子标记信息分析拉雅松与细叶云南松、马尾松的种间亲缘关系。结果表明:7对SSR引物在拉雅松群体共检测到14个等位基因。有效等位基因数为1.653,观测杂合度为0.577,期望杂合度为0.374,Shannon信息指数为0.540,Nei多样性指数为0.367,表明拉雅松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拉雅松与马尾松遗传距离最近为0.0175,与3个细叶云南松群体距离较远,平均为0.0525。拉雅松与马尾松、细叶云南松平均共祖系数(Θ)分别为0.094、0.066,据此推测拉雅松可能与马尾松存在较近的亲缘关系。讨论了拉雅松的遗传多样性保护策略。

昆明地区滇蛙与昭觉林蛙同域分布种群的生境利用比较

现有两栖类生境研究报道多局限于定性描述,缺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支撑。以蛙的发现点为圆心,作半径1m的样圆,测量12个生态因子。调查共记录滇蛙(Ranapleuraden)133只和昭觉林蛙(Ranachaochiaoensis)62只。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和非参数Mann-WhitneyU-检验比较两种蛙对同一生境的利用,结果表明,在干燥草地生境仅最高植物高度差异显著;湿润草地生境至水源距离和水百分比差异极显著,水草百分比和湿泥百分比差异显著;水体生境各种生态因子的差异均不显著。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生境中滇蛙和昭觉林蛙所选择的因子往往相同或者顺序颠倒,但这些因子的值几乎均是反向分离的,即小生境不相同。两种蛙的生境利用各有偏好。滇蛙日间活动主要在水体,而昭觉林蛙则在湿润草地和干燥草地。两种蛙对泥地生境利用都少。不同体长的滇蛙对水体生境利用度均较高。昭觉林蛙随着体长增加,对隐蔽条件好的湿润草地和干燥草地生境利用度增加,对水体的利用度减少。

贺兰山同域分布岩羊和马鹿发情季节的生境选择差异

2007年和2008年9—12月,在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痕迹检验法和直接观察法对同域分布的岩羊和马鹿发情季节生境选择进行研究。通过在选定的15条沟段里进行调查,分别测定了岩羊和马鹿的177个和154个样方的18种生态因子。结果表明,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在植被类型、地形特征、优势乔木、坡向、坡位、灌木密度、灌木高度、植被盖度、坡度、海拔高度、距水源距离、人为干扰距离、距裸岩距离和隐蔽级等生态因子选择上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乔木高度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其余生态因子无显著差异(P>0.05),相对于马鹿选择的生境而言,岩羊发情季节更偏爱选择地势陡峭的山地疏林草原带,优势乔木以较高的灰榆为主,灌木密度低但高度较高,植被盖度较低,坡度较大的阳坡中上部,海拔较低,接近水源和裸岩,隐蔽程度低的生境。典则系数显示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的生境选择几乎完全分离,Wilk’sλ值也显示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的生境选择具有很高的差异性(Wilk’sλ=0.123,χ2=679.172,df=10,P<0.001)。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的Fisher线性判别函数分别为:F岩羊=3.638×乔木高度+0.242×乔木距离+7.766×灌木高度+0.663×灌木距离+0.232×植被盖度+0.191×坡度+0.001×距水源距离+0.008×距裸岩距离+0.307×隐蔽级-31.078;F马鹿=4.850×乔木高度+0.321×乔木距离+12.024×灌木高度+0.929×灌木距离+0.192×植被盖度+0.482×坡度+0.002×距水源距离-0.001×人为干扰距离-0.003×距裸岩距离+0.511×隐蔽级-50.787。逐步判别分析表明在区分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生境方面有一系列生态因子发挥作用,依照贡献值的大小依次为坡度、人为干扰距离、隐蔽级、距裸岩距离、乔木高度、乔木距离、距水源距离、灌木高度、灌木距离和植被盖度,由这10个变量构成的方程对发情季节岩羊和马鹿生境的正确区分率达到99.7%。

洱海鲤属鱼类同域分化形成的分子遗传学证据

对洱海的 3种鲤鱼———洱海鲤 (C .barbatus)、春鲤 (C .longipectoralis)和杞麓鲤 (C .carpiochila)线粒体DNA(mtDNA)进行了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RFLP)分析和mtDNA控制区 (D loop)序列测定。RFLP分析结果表明 ,16种酶在洱海鲤、春鲤和杞麓鲤 3个种共 14个个体上 ,仅DraⅠ在春鲤的一个个体上检出一个位点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独立为单倍型Ⅱ ,3个种的其余 13个个体共享单倍型Ⅰ ,种间遗传距离为 0 %～ 0 0 0 75 % ,此种间差异值比已报道的鱼类的种间差异甚至种内差异都低得多。D loop区的序列测定结果表明 ,长为 4 4 9bp的序列共显示有 7个变异位点 ,均为碱基替换 ,变异比例为 1 5 6 % ,在 14个鲤鱼个体中共检出 6种单倍型 ,种间的遗传距离为 0 0 82 %～ 0 171% ,与已研究的其他几种异域分布的鲤鱼相比 ,也至少小一个数量级。mtDNA的RFLP及D loop区的序列比较都揭示出洱海 3种鲤鱼之间的遗传差异远小于异域分布的鲤属鱼类物种之间及其他鱼类的同属种间的遗传差异。对洱海鲤属鱼类种间如此小的遗传差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 :它们确是由同域分化而形成的。

三种同域高山鸡形目鸟类的生境选择

研究同域物种的生境选择对认识物种共存、竞争及生态位分化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物种的区域整合保护与管理也有重要实践价值。本文对川西高原3种典型同域分布的珍稀濒危鸡形目Galliformes鸟类,即四川雉鹑Tetraophasis szechenyii、白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和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的生境选择进行了研究。研究于2014年4月—2015年1月在四川省雅江县格西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共布设17条调查样带,在春、秋、冬季分别发现了3个物种65、61、66处生境使用点。通过Jacobs指数法和Bonferroni修正检验对物种生境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春季,四川雉鹑显著喜好冷杉-红杉林,拒绝高山栎丛;白马鸡显著拒绝杜鹃或杂灌草丛;而血雉对各生境的喜好或拒绝并不显著。(2)秋季,血雉显著拒绝杜鹃或杂灌草丛,四川雉鹑和白马鸡对各生境的喜好或拒绝均不显著。(3)冬季,所有物种均显著拒绝杜鹃或杂灌草丛;此外,白马鸡还显著偏好高山栎丛。研究表明,同域鸡形目物种的生境选择具有差异,而同一物种的生境选择模式在不同季节也存在一定差异。建议在保护管理中维持多样式、镶嵌式的植被群落,以保护川西高原鸡形目物种种群。

同域物种形成:物种演化和形成的基本模式?

简要分析了物种概念,回顾了物种形成领域的一些基本理论或观点。基于对地球基本生命样式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在归纳出主要物类具有高物种分化势能的干类群在该物类中大约占10%~20%、干类群分化出的新物种数占类群总物种数的40%~65%这两个基本数据的前提下,对物种概念、物种形成的过程和方式进行了辨析和推理,并进而提出了以下观点：可能不存在普适的物种概念,用演化系来表示生物基本演化单元是可行的选择,并提出了干群和干种概念;物种形成的过程可以分为5个阶段,即物种分化静止期I、期（DNA多态性起始和慢速分化的准备期）I、I期（DNA多态性迅速分化和趋异时期）I、II期（物种平缓趋异和种化固定期）I、V期（物种分化完成期）。分析了各期的特征和可能的调控机制,认为除了基因漂变、突变、外源因子逆向影响等因子外,还可能存在更本质的、属于干种重要遗传特性的物种分化起始因子和相应的调控机制;将物种形成类型归纳为两种类型：严格意义上的同域物种形成、异域物种形成,前者仅限于没有生态位分化和生殖隔离、主体上同域的物种形成方式,后者包括邻域、离域物种形成方式,以及传统观点中同域物种形成方式中通过寄主隔离、繁殖时间隔离、小空间隔离等方式的物种形成;提出了物类分化公式并进行了推广,推断出物类辐射演化和多歧分支演化的必然性;同域物种形成并非特例,而是必然的结果与高比例现象,并且是类群演化中心和分布中心以及形成辐射成种的根本原因;干种（干群）在类群中的比例以及由干种分化出来的物种的数量在类群总种数中的比例很可能符合黄金分割率;干群可能存在分化次数限制,因此导致物类有寿命,某类生物的物种总数也有上限;最后提出了种系（物种）距离公式。

峨眉山2种重楼属植物同域分化的分子遗传学及其形态学证据初探

对峨眉山2种重楼—小重楼(Paris polyphyllaSmith var.minoraS.F.Wang)、黑籽重楼(P.thibeticaFranch)DNA进行了AFLP(扩增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和形态上的差异分析。AFLP分析可知小重楼和黑籽重楼在DNA分子水平上表现出极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每个种内个体间的相似性很大,但有明显种间的遗传差异。形态对比分析可知小重楼和黑籽重楼在花部性状上有明显的差异。AFLP和形态分析结果表明小重楼和黑籽重楼无论是在形态还是遗传上均有明显差异。它们之间已经有了明显的分化。

管花秦艽的传粉生态学研究——兼与同域分布近缘种的比较

在青藏高原东北部连续两年观察了晚秋开花植物管花秦艽Gentiana siphonantha的传粉生态学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分析了与该物种同域分布且亲缘关系较近、但开花较早的麻花艽G.straminea之间的传粉生态学特征。管花秦艽的花发育过程表现出雌雄异熟和雌雄异位的特点,不存在花内的自花传粉,套袋隔离的花不结实也支持这一结论;株内自交的高结实率表明该物种是自交亲和的。盛花期每植株平均有15朵开放的花,雄性和雌性阶段的花比例为1.2:1;自然条件下产生种子必须依赖传粉媒介;苏氏熊蜂是最有效的传粉昆虫,且访花过程中对雄性和雌性阶段花不具明显的偏向性;株内连续访花的频率高达87.8%,从而导致同株异花传粉自交的广泛存在。与同域分布的麻花艽相比,管花秦艽的单花花期、雄性和雌性期持续时间缩短。但盛花期开花数量明显增加。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两个近缘种的花形态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但都是由同一种熊蜂传粉。这一特点与过去认为花颜色和花管长度是物种分化过程中与不同传粉昆虫协同进化导致生殖隔离的假说不相符合。管花秦艽单花的访花频率和同株异花连续访花的比例都明显高于麻花艽。两个物种不同花序设计导致访花昆虫行为的改变可能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两个物种具有不同的开花时间,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花期重叠,表现出不完全的传粉生殖隔离状态。

同域分布3种啄木鸟冬季取食的生态位差异

为了掌握黑啄木鸟、三趾啄木鸟和大斑啄木鸟的冬季取食行为特征,特别是三者之间取食生态位的差异,于2016年1月5—13日,在黑龙江省凉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样线法结合样方法对3种啄木鸟的取食生境和取食行为进行了系统调查,收集了15个生境和行为特征变量数据。共布设45条样线,484个对照样方,收集312组啄木鸟取食数据,其中黑啄木鸟73组,三趾啄木鸟97组,大斑啄木鸟142组。多变量回归树和多分类逻辑斯谛分析结果显示,3种啄木鸟在所调查的15项特征上存在显著分异。采用基于利用-可利用方法的Bailey's方法和双因子方差分析,分别对3种啄木鸟的生境选择和行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黑啄木鸟和三趾啄木鸟偏好在郁闭度较高的原始云、冷杉林中取食,而大斑啄木鸟则随机地在各种林型、生境中取食。黑啄木鸟、三趾啄木鸟多在树干取食,黑啄木鸟更常在倒木上取食,而大斑啄木鸟则多在树冠层取食。黑啄木鸟基本只在主干上凿洞,其他两种特别是大斑啄木鸟则可以在侧枝上取食。与黑啄木鸟和大斑啄木鸟凿洞取食昆虫不同,三趾啄木鸟多通过扒去树皮获得食物。黑啄木鸟的取食树基本为死树,单树取食时间最长,大斑啄木鸟多在活树上取食,单树取食时间最短,经常更换取食树,而三趾啄木鸟的取食树则死活参半,单树取食时间也较长。黑啄木鸟的冬季取食行为节律表现为双峰形,日出后和日落前各有一个活动高峰,其他两种则于白天持续取食。3种啄木鸟取食生境和行为生态位的差异,使它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食物资源,共存于同一森林。

跳甲属(鞘翅目,叶甲科,跳甲亚科)同域分布种及其寄主关系探讨

研究发现,取食蔷薇科植物的3种跳甲,即蛇莓跳甲A.fragariae、地榆跳甲A.sanguisobae和委陵跳甲A.koreana并不是最近缘物种,它们的“母种”和“子种”关系在这一系统中并不受支持。依据分子系统树,地榆跳甲与蛇莓跳甲分别是独立的物种;尽管委陵跳甲和A.ampelophaga亲缘关系最近,但综合考虑二者地理分布特点和食性差异,我们仍主张将它们作为2个独立的物种对待。

祁连山东缘两种鼢鼠鼠丘形态特征的种间差异

祁连山东缘是甘肃鼢鼠(Eospalax cansus)和高原鼢鼠(E.baileyi)的同域分布区,高密度种群形成的鼠丘显著影响着草地植被和土壤。为明确两种鼢鼠鼠丘形态特征差异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研究调查了甘肃鼢鼠和高原鼢鼠两个活动高峰期(繁殖期和储食期)的鼠丘形态特征,并分析其差异与土壤、植被因子的相关性。结果发现:两种鼢鼠鼠丘形态特征均存在季节性差异;两个时期中,甘肃鼢鼠鼠丘高度、半径、表面积和体积均显著大于高原鼢鼠鼠丘(P<0.01);高原鼢鼠鼠丘密度显著高于甘肃鼢鼠鼠丘(P<0.05),且高原鼢鼠单只平均造丘数显著大于甘肃鼢鼠(P<0.01);相关性分析发现,繁殖期高原鼢鼠鼠丘形态特征的形成与植被盖度、莎草科地下生物量、杂类草地上生物量及地下总生物量高度相关,而杂类草地下生物量与甘肃鼢鼠鼠丘形态特征的形成高度相关;储食期高原鼢鼠鼠丘形态特征的形成与草丛高度、莎草科生物量及地下总生物量高度相关,而土壤容重与豆科牧草地上生物量与甘肃鼢鼠造丘特征高度相关。可见除自身生物学特性导致的造丘方式不同之外,环境因子也与鼢鼠的造丘方式相关,且存在季节性差异。

气候和土地利用与空间结构在影响大熊猫同域分布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中的相对作用

气候因子和土地利用因子是影响生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的两个主要驱动因素。然而,当前关于气候因子和土地利用因子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种层面上,在群落水平上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依然知之甚少。本研究以大熊猫同域分布大中型哺乳动物为研究对象,结合物种丰富度数据、气候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以及经纬度数据,构建基于不同变量组合的多元线性模型,并通过模型拟合优度比较和方差分解等方法,探讨气候因子、土地利用因子和空间结构在影响大熊猫同域分布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中的相对作用。结果表明:(1)四川省大熊猫分布的五大山系内的大中型哺乳动物在属数和物种数方面差异较大。其中岷山山系的属数和物种数最高,分别为25属和28种,凉山山系的属数和物种数最低,分别为19属和20种,五大山系内排名前五的优势种分别为大熊猫、羚牛、野猪、中华斑羚、中华鬣羚;(2)大熊猫同域分布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在空间分布上差异较大。所有10 km×10 km栅格内的物种数在1-14之间,平均值为6.199±3.475;(3)完全模型(包含所有气候变量、土地利用变量和空间结构变量的模型,CLS)的拟合优度要好于其它6类模型,且包含土地利用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要好于没有包含的模型;(4)气候变量、土地利用变量和空间结构变量共同解释了大熊猫同域分布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43.0%的空间变异,其中,土地利用变量对物种丰富度的解释率最高,单独解释率为23.2%,气候变量和空间结构变量的解释率则相对较低,单独解释率分别为6.3%和9.3%。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土地利用因素是影响大熊猫同域分布大中型哺乳动物物种丰富度最为关键的驱动因素。因此,提高森林覆盖率,减少人为干扰和使用,是实现对大熊猫同域分布哺乳动物综合保护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