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法律改革中“同姓为婚”问题的修订与争论

同姓男女禁止结婚是中国传统婚姻禁忌,自唐朝开始,历代皆有法律明文规定,即至明清,同姓不婚律文在社会运行中已成具文。晚清法律改革中,同姓不婚被修订为同宗不婚,此次修订结果虽没有跳脱出伦理的框架,却是同姓不婚本义的回归,更是对现实需求的准确回应。“同姓为婚”问题的修订与论争,不仅展现晚清法律改革面临的复杂形势,更呈现出传统法律深厚的文化内涵。

同姓集团与同姓联结──中国先秦时代的同姓观念与实践

在先秦时代，不存在实体性的同姓集团，但在上层政治活动中，却存在着明显的和系统的同姓联结。人们推动或反对同姓实现联结的基本动机，在于是否可以由联结而带来现实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即使在将同姓观念作为重要的道德价值基础的先秦时代，同姓联结也并不是自然、更不是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从一开始，它就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质。这证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一个以血缘关系原则为主要的社会交往原则的阶段；血缘关系的社会作用可能远不及以前估计的那样大。

用自编软件实现细胞学-病理学数据库快速同姓名配对整合

细胞学的质控和科研都离不开病理结果的对照,而传统的对照方法一般是把每个患者的姓名输入电脑查询,效率低下。现作者用VISUALFOXPRO（简VFP）软件编写了一个软件。若细胞学和病理学结果都是用数据库保存,

“同姓不同宗”:对黄宗智、杜赞奇华北宗族研究的商榷(上)

在挑战弗里德曼的宗族解说模式时,黄宗智、杜赞奇以外显姓氏符号进行华北地方社会的宗族建构。然而,本人在山东后夏寨所做的田野工作表明,华北村落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社会事实。就此而言,以姓氏符号建构的宗族,不足以解释华北村落的实际亲属结构和复杂的村落政治现实。

同姓名现象的症结与改革我国姓名制度的思路

我国汉民族人口中的同姓名现象越来越严重 ,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姓氏过于庞大。由于汉字姓氏中 ,绝大多数是单姓 ,而常用汉字的数量有限 ,这就必然限制了姓氏的数量。因此 ,中国人的同姓名问题的症结 ,与其说在于单名 ,不如说在于单姓。为了摆脱这种两难的境地 ,就要考虑增加双字姓甚至多字姓 ,通过变换字的排列组合来创造姓氏 ,而创造姓氏的途径则是姓氏分流 ,同时 ,通过改变姓名结构 ,区别构件功能 ,改革我国汉民族的姓名制度。

宗族、同姓集团舞台上的女祖先与女神——冯姓与冼夫人信仰关系之考察

宗族、联宗组织及同姓集团均为以父系继嗣关系为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群体,男性祖先往往成为追溯共同世系、凝结组织的核心。在岭南冯氏宗族和同姓集团的舞台上,冼夫人作为女祖先和女神成为剧本的主角。本文拟使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岭南冯姓发展之历史文化资源、冯姓族谱谱系的构建、冯氏宗祠及祖茔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冼夫人在影响冯姓组织形貌和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此外,还探讨了活动主体对女祖先、女神之态度以及如何努力控制男女祖先之平衡关系。

汉代同姓诸侯王婚姻状况考述

两汉时期诸侯王一般妻妾众多。西汉时诸侯王的妻妾名目与皇帝后宫略同,人数也较多。随着诸侯王地位的下降,东汉时名目大为减少,对妻妾的数量也有了限定。诸侯王由于地位的特殊,其婚姻也易受政治、重亲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诸侯王不能审慎地处理后宫问题,则会影响其最终的命运。

西汉时期同姓诸侯王犯罪

西汉的同姓诸侯王犯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其犯罪类型多种多样。由于其地位的特殊性,所以中央政权对其犯罪的处罚措施也有别于其他阶层,一般是由皇帝直接干预,惩处也相对较轻,显示了封建社会法律的不公平性。

试论《古今图书集成索引》人物传记索引中同姓名人物的甄别问题

结合《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的编纂实践从辨同与辨异两个方面对人物传记索引中同姓名人物的甄别问题作了处理方法的具体说明和理论上的初步探讨。

夏后氏同姓国族考论

据《史记》记载,夏后氏有11个同姓国族,其存亡断续及地理分布,历来聚讼不已。考古和文献证实,夏后氏大部分同姓国族都曾迁徙,而多迁往黄河下游所谓"东夷"一带。同姓国族的东迁,使文献中夏代同名国族在不同地域出现,为后世研究带来混乱,这同时也显示夏代政治活动中心的变迁,为夏文化的内涵提供新的诠释。

日本夫妇的不同姓问题

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掀起了要求夫妇不同姓的运动,这是对已有百年历史的夫妇同姓制度的挑战。就夫妇姓氏问题,日本内阁府先后进行了多次舆论调查。整体上看,赞成自由选择夫妇“同姓”或“不同姓”者逐渐增多。但目前,“夫妇不同姓”仍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夫妇同姓”依然是取得合法婚姻的必要条件。本文在阐述日本夫妇姓氏历史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日本夫妇不同姓问题提出的背景、实现的阻力及意义。

由蔡侯申缶论东周时期的同姓相婚现象

在东周时期的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同姓相婚的记载,但是这些材料并不能说明在东周时期,“同姓不婚”的礼制对时人已经没有了约束;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具体分析,发现当时的“同姓相婚”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素和个体主观因素,它是孔子所说东周时期“礼崩乐坏”的一种表现,但它并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现象;西周时期“同姓不婚”的观念到东周时期依然根深蒂固,对后世影响深远。

家族界限:土家族土司“同姓为婚”之省思——以容美土司为例

学界通常认为,历史上土家族实行"同姓为婚",这有别于中原的"同姓不婚"。中原"同姓不婚"的实质是避免家族内乱和附远厚别。通过深入剖析姓氏在土家族地区产生的缘起,以及随之而来家族观念、修谱行为在土家族土司中的盛行,并结合容美土司"同姓为婚"的实例,分析后发现,"姓氏"并非土家人界定不同家族的标准,土家族土司也有类似中原"同姓不婚"的观念。在土家族土司当中,"同姓为婚"并非常见现象。不同土司家族采用同一姓氏并世代联姻,在汉人看来,土家族土司是"同姓为婚",这可能只是主流社会对边缘群体之观察的一种表达。

试析西周“同姓不婚”制

我国西周的婚姻制度,是在沿袭远古婚姻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同姓不婚'的婚姻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形成于西周,但对中国历代都有很大影响。究其'同姓不婚'制,不仅在西周时期有其积极的进步作用,而且在现实社会中也有借鉴之处。

佤族同姓婚禁忌探析——以班奈村佤族同姓婚禁忌为例

"同姓不婚"是佤族一项重要的婚姻制度,同姓婚禁忌是佤族婚姻文化的重要内容,但佤族社会中却仍然存在同姓婚。以沧源县班奈村佤族同姓婚禁忌为例,分析了佤族同姓婚的含义以及同姓婚禁忌的根源、班奈村同姓婚个案及其相关仪式、班奈村同姓婚引起的亲属称谓调整,班奈村存在同姓婚的根本原因,并指出班奈佤族在其婚姻文化进程中遵循了自然选择的原则。

《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华北卷)》人名索引的同姓名考证

在编写地方志人名索引过程中，对大量同姓名卡片如何进行判别、归并。

同姓不婚问题研究——兼评苏力《语境论》一文

同姓不婚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一条规则,但今人以优生学来解释并不成立。同姓不婚存在的原因在于"附远厚别"以及古代法律"类比的误用"和实际中的变通。苏力对同姓不婚所作的语境化解释不仅脱离了真实的历史情境,而且其本身的论证也存在问题。以同姓不婚为例,我们还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在道德与法制、传统与现实、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纠结与平衡。

从《诗经》中的夫妻称谓看周人的同姓不婚制

《诗经》中有大量的异姓夫妻称谓。古公与姜女、王季与大任等夫妻称谓反映了西周建立前的同姓不婚之俗,韩侯与韩姞等夫妻称谓表现了周朝建立后实行的同姓不婚制。周人确立同姓不婚制主要是为了扩大势力和巩固统治。

从《诗经》和考古发现看周代的同姓不婚

同姓不婚是周代婚姻习俗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周代婚姻制度的基本原则。异姓姻在《诗经》等文献和周代的夫妻合葬墓以及出土的铜器铭文中都有所反映。同姓不婚的意义一是促进优生,一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联姻。同姓不婚,娶于异姓,逐渐形成了同姓为兄弟、异姓为甥舅的族群形态。重人伦是周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加强思想统治的一项有力措施,被作为提倡同姓不婚的一个出发点。

《诗经》中所见的周代同姓不婚礼俗

周代的同姓不婚礼俗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促进人口优生,一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联姻,能扩大周人的统治。解读《诗经》中的婚恋诗,可为以诗证史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