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钟理和文学道路与同姓婚姻的关系

作为台湾现代乡土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的钟理和,在一二十年文学耕耘中,把大量的笔墨集中在自己爱情婚姻以及痛苦生活经历的描述中。钟理和因为同姓婚姻触犯了客家社会的婚姻禁忌,由此反叛了传统,最终走向与家庭和乡亲决裂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钟理和拿起了文学的武器,试图与传统进行对抗,这恰恰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动因。他以文学创作来传达生活的痛苦和艰辛,借此宣泄心中的不平;以文学来反思传统,增强信念,以此来实现在台湾客家社会中身份重塑的愿望。通过一生的文学实践,钟理和的文学目的并未能如期实现,显示了隐藏在客家社会生活背后的一个强大的文化传统在影响着钟理和的生活。

台湾作家钟理和文学选择的人生诉求

钟理和的文学选择是他一生中颇有意味的话题,与他的早期失学关系最大。钟理和早期文学尝试仅仅是文学的冲动和爱好,强大的宗教伦理文化传统是他选择文学的内驱力。钟理和人生中不断遭遇不幸,他始终坚持着文学创作,年青时试图借文学反抗传统和诠释同姓婚姻的合理性诉求。钟理和选择文学终极的诉求是重塑自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身份,以便重新融入客家人的社会。

由弗洛伊德性爱观说到我国古代爱情文学

性爱问题,上自古圣哲人,下至当代学者名流,都不忌讳谈此,而且被当作社会学课题,作了很多研究,形成各种学派。 弗洛伊德学派是近代性心理学中的显学,他那有名的利比多(Libido)说,即是将生物(主要指人)的本能分为两大类——“饥”和“爱”,它是生命的两大欲望。“饥”的满足是保存个体(自存);“爱”的满足是性的欲望(desire),其作用是延绵种族(存种)。两者之间,弗洛伊德认为主要是性的欲望。

中国姓氏的演变

中国的姓氏,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建雏形于奴隶社会,真正成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还是在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给姓氏问题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浓雾,增添了一道神圣的光环。历代封建文人通过考据、诠释,拼命鼓吹什么每一姓氏都可以按血统、按姓谱,追溯到上古某个圣王贤人身上,从而证明这一姓氏有古老的历史,非凡的门第,圣明的祖先,最有资格去统治别人,最有资格安享剥削他人的富贵生活。这是极其荒谬而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