踌躇与抉择——浅析“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重构的可能性

"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的法律思想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思想通过几千年文化的传承,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情感世界。而面临当今这个法律现代化的历史时期,又正值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关口,"亲亲相隐"这个古老的制度是否还有其存在的意义,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是否还有重构的必要。这都是值得我们法律人思考的问题。

我国古代“亲属相隐”制度发展研究

亲属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最大价值在于体现了刑罚的人性基础。本文就亲属相隐制度的含义及范围进行探究,并深入研究各个朝代亲属相隐制度的发展概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亲属相隐思想对当代立法的启示,为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立法基础。

《唐律疏议》中的孝伦理思想

孝最早是作为伦理道德范畴出现的,指中国古代子女善待父母长辈的伦理道德行为。随着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的确定,经孔子、曾子、孟子等儒学大师的丰富与发展,孝成为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秦汉以来,儒家"孝"的伦理思想逐步渗透到刑律中,至隋唐时期已上升为法律原则。《唐律疏议》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法律条文和疏议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孝治思想,对"不孝"的行为及惩罚予以了详细规定,并通过"存留养亲"、"同居有罪相为隐"等法律制度对孝行为予以保护,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清代刑事人证的制度与实践

清代立法中关于人证制度的规定有限制证人资格与赋予证人免证权的内容,立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家族伦理、社会等级秩序及发现案件真实。实践中的证人作证与立法规定有一定的差距,表现为立法的限制多为实践所突破。原因在于立法要维护的伦理价值在实践中让位于司法官员追求的发现真实的价值。立法与实践对于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平衡并不一致。

“亲亲得相首匿”的历史演变及其对当代立法的启示

"亲亲得相首匿"制度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最大的价值在于体现了刑法的人性化。"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在中国古代经历了一个从确立、发展到完善的漫长过程。从近现代以后,"亲亲得相首匿"制度逐步退出我国刑事立法的舞台。深入研究"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朝代的发展,使其在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中能够做出新贡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