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和限度

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合理应用于文学批评,有益于以“考据”与“移情”兼重的姿态,正视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品格、开显文学批评应有之“作者”视角,为思考“文本含义”的特征、思考文学评价的多元可能提供有益启示。该说在文学批评中的限度主要表现为:泥于历史主义思维模式,窄化有关创作真相的诠释空间;执着于还原创作真相,对文学现象其他要素关注不够;在衡量文学批评的水准时,时常体现出“作者中心主义”立场,部分结论有独断之嫌。进入文学批评的“了解之同情”,应保持对文学现象“审美性”的合理理解,在关注作者问题的同时,形成对单一批评视角的超越。

“优美”“宏壮”何以可能——对《人间词话》的了解之同情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选择用“优美”“宏壮”分别评价“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对于其中出现的扞格难通的状况,不宜过分执着于概念的文化归属,而是有必要先回到《人间词话》的论说语境,通过“了解之同情”的方式,考察两组概念的演绎情况,辨明王国维的问题意识。如此才能回答概念的对应何以可能的问题,即“优美”“宏壮”对词的感悟方面不足的问题具有补偏救弊的重要价值。

也谈董仲舒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以一种“同情之了解”的立场

董仲舒在中国儒学史上处于关键地位,即儒学在由原始儒学向汉代儒学转变的关口,亦即儒学由私学上升为官学的关口。但是历代学者对其评价有着极大分歧,尤其是近代以来更是如此。新儒家基本忽视或否定了董子的历史地位,更有学者对董仲舒将儒学的"政治化""宗教化"予以批判和否定,这都是失之偏颇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同情之了解"的立场和态度来反思和重估董氏之历史地位,肯定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同情的了解与批判的超越——评《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

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化思想洪流中，现代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西化派的自由主义构成了最有影响的三大思潮。这一点足以使现代新儒学有资格成为不容忽视的世纪性思想遗产。不仅如此，自７０年代以来，东亚经济迅速发展，开辟了一条被一些人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宗白华“同情的了解”之美学批评观

宗白华提出的"同情的了解"之美学批评观,就是用"同感"的方法设身处地地体验古人和古代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检讨应当以同情的了解给予分析评价。在理论上,同感不同于移情和内摩仿,它与体验紧密相关,宗白华在寻绎中国传统文化时,正是强调只有用敏感而富同情的心灵,才能真切体悟到古人的精神和价值所在。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

冯友兰先生先以中国哲学史家名于世。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其成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有很多特点,其中最主要的即是"同情之了解"与"新儒学"。"同情之了解"不仅是冯先生成功写作《中国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而且也是我们今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原则与方法。冯先生后来又成了一位著名的新儒家。作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潮中新儒家的一位典型代表,冯先生本人以及一般论者都公认为应以其"贞元六书"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为代表。文章赞同这个共识,但想补充一点,即广而言之,似乎也可以包括冯先生所著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内。文章从其目录、内容、审查、批评、自觉与自白和"贞元六书"多方面进行了探索与论述。

论陈寅恪“神游冥想、了解之同情”的史学意蕴

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治学上提出了"神游冥想、了解之同情"的思想,它不仅是针对哲学而言,也是针对史学而言。它既是一种史学境界,也是一种史学方法。正是凭借这一治学思想和精神,陈寅恪才在史学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同情地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

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化进程与走向。这一历史事件必有它出现的理由 ,也有它不能否认的不足。本文以一种“同情地了解”的方式、态度从主客观两方面揭示其产生的缘由 。

论“了解之同情”的文学鉴赏观

"了解之同情"一语出自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这是他提出的一种治史的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并不局限在历史研究的层面,就陈寅恪先生自身对"了解之同情"的阐述和运用来看,他还将这种观点运用在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中,可以说是把它放在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史中去全面认识。首先,"了解之同情"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有着奇妙鲜明的继承关系;其次,"了解之同情"贯穿于陈寅恪先生本人的文学探讨的著作中,在其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发出耀眼的光辉。

浅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的文学批评观——以《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为例

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文学批评观一方面继承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融合了西方众多文化思想,超越了传统"知人论世"的批评模式,成为"知人论世"说的现代形态,同时也是其阐释"人格心态史"的有力武器。本文以《元白诗笺证稿·艳诗及悼亡诗》为例,对陈寅恪先生的这种文学批评观进行了探讨。

浅谈“了解之同情”在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的运用

本文以《历史与社会》（2007年9月第二版）八年级下册“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一课中，探讨“新航路开辟的原因”为课例，浅谈“了解之同情”在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学中的运用。

“了解之同情”何以成为可能——基于学术视野的高中历史教学研究

以“了解之同情”的方法还原历史仍得到部分高中历史老师的推崇,但很少有人思考其在实际操作中的可行性。从现代史学理论的角度看,运用“了解之同情”的方法,通过爬梳史料和重演历史等步骤还原真实历史缺乏可操作性。如果历史老师将“了解之同情”视为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但是,如果历史老师仅仅将其视为解释历史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便是可行的,亦可为高中师生认识历史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和思路。

“了解之同情”与陈寅恪的治史方法

陈寅恪所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两篇审查报告,在相对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等学界时趋的偏蔽,有条件地肯定冯著的同时,表达了关于上古和宋代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的不同看法,并略及方法。与其他记述相参照,可见"了解之同情"并非陈寅恪本人治史方法的表述。其研治经史首重长编考异,内典文献则取形似而实不同的合本子注。至于古史、宋代研究和哲学创造能否达到其所期许的高度,还有待于来者。

原忠恕

“忠恕”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条思想主线。“忠”与“诚”可互训,忠者必诚,诚者必忠;“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恕”和“忠”一样,都是“从心”,即发自于内心的道德理念。心诚则忠,恕也必须基于心诚,但心有诚却不一定就能“恕”,与“恕”最接近的是“仁”。如果没有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的精神,礼乐相融的和乐美境不可能出现。适合于今人和尔后之人的恕道,也可推及古人,章学诚称“恕”为圣门之大道,而“文德之恕”是学者论古所必需者也。陈寅恪先生在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的“了解之同情”,是任何学人欲阐释古人之著述和学说,均无法避开的基本学术立场。

方克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方克立先生是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方先生在组织、领导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不仅为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供了指导性原则,而且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方先生所说的"同情地了解",不仅体现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一种发自生命根处的依赖感、根源感和认同感,而且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原则紧密联系在一起;所说的"客观地评价",要求对研究对象的历史意义(价值)、现实意义(价值)以及前瞻意义(价值)给以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所说的"批判地超越",一方面的工作为"批判",即指出研究对象在思想上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的工作是"超越",即在"批判"的基础上按照"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原则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三句话,虽然是针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而提出的,由于方先生将其贯彻到对整个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因此对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

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

(一)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情况,由于文献的漶漫,至今模糊不清。《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是在特殊情况下保留下来的特殊的记录。本文根据这一从未为学界所注意的记载,参以其他相关文献,为重建“上海情报科”的史实勾画了初步的面貌。(二)本文对“案主”李德生身陷囹圄中的“动摇”进行了分析,意在为理解历史人物在困厄中的表现提供一种解释。

论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写具有典范意义,这种典范意义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书写什么"和"如何书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在"书写什么"方面,冯契的回答是既要书写化为近代传统的哲学"革命",又要书写化为哲学问题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问题,两者并非彼此对峙,而是从两个不同的视角书写同一部中国近代哲学史。在"如何书写"方面,冯契的回答是采取"同情的了解"书写方式和反思的书写姿态。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近代哲学史的书写比古代哲学史的书写更能体现冯契自己的哲学风格和书写理念。

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

虽然陈寅恪本人无意建构其文艺美学观,但他长期研究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文学、历史、哲学等现代学科的混合形态,在其为数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中时有对中国文学与艺术的深刻领悟和独到见解。他的文艺美学思想在整体上有这几个主要方面:内涵丰富的"自由之思想"说与创作的"天才"论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真性情"与"意境"论是对文艺文本审美特性的把握;而"了解之同情"更是其文艺美学之接受主体最应该关注的特点。陈寅恪的文艺美学思想的若干观点既有对传统文艺美学的借鉴又浸透着其浓厚的历史底蕴。

刘永济《天问通笺》平议

刘永济在批判继承前人《天问》研究的基础上,以圆融通博的学术积淀和阙疑存异的适度解读,以及知人论世、"了解同情"的研究态度与方法,为《天问》研究的持续推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