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同情伦理学”之同情观

对同情伦理学的研究应当说是近年来国内伦理学研究的一个空白。本文通过分析自休谟到叔本华的同情伦理学的同情观 ,力求对“同情”

论教育者的“同情”立场——基于同情伦理学之同情理论的认识

同情伦理学对同情的认识有两种取向,一是将"同情"视为一种自然的天性,二是借助一定的想象力或自我反思能力形成的与当事人相类似或一致的心理倾向。同情被认为具有理性较少具备的作用和价值。尽管如此,同情的有效发挥却是有条件限制的。教育直面多样的、具体的生命,这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积极的情感交流、互动成为必须,同情则可以在其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同情伦理学的同情观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个体间人格的差异,将主体性推至极端。从同情伦理学中汲取其合理成分,需要基于教育的立场,重新理解同情的内涵,辩证地认识同情的教育意蕴,并帮助教育者拨开同情的迷雾,在实践中展现同情,体验同情带给人的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

休谟“同情伦理学”的当代解读

在道德的起源问题上,休谟延续苏格兰情感主义学派的路线,认为道德不是依据理性而是依据同情这种特殊的道德感来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同情伦理学。休谟首次引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他所说的"同情"即今天心理学中的移情,是人的一种天性,是社会关系的粘合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能仅靠理性的社会制度和法制建设,还要关注人们的道德心理发展,提高人们的移情能力,因为移情可以赋予社会文明的道德氛围。

同情伦理观照下的翻译评估体系建构

采用系统综观的方法,对翻译教育领域中的翻译评估现状进行批判性审视,认为去背景化和去个性化的评估框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同情理论为依据重新厘定翻译评估体系的参数,指出翻译教育领域与翻译行业中翻译评估的差异,论述了在同情关系理论观照下教育领域中翻译评估体系的建构。

同情伦理谱系影响下的道德教育

同情伦理谱系认为同情是非理性的产物,将同情作为道德的基础与源泉。由此又认为道德是非理性的。矛盾的是,他们又试图在同情的基础上建立普适性的道德体系。反映到道德教育中,产生了宏观与微观两方面的影响。宏观上坚持用教育来维持道德底线,微观上为改进道德教育方式,丰富道德教育内容有很大启发。

同情伦理学的定位思考

同情伦理学虽有来自舍勒的命名和定义,但在伦理学史上却未见以“同情伦理学”作为一个伦理学流派或是某一流派下的子条目而出现的归类。这一思想形态是以休谟的同情探讨为源起,由同时代的斯密和卢梭发展推进,直至19世纪在叔本华的同情理论中达到顶点,随后走向了终结。在分析同情伦理学出现的伦理学思想史背景的基础上,我们通过界定这一思想形态在伦理学领域中的理论位置及其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以期为同情问题提供一个专属的讨论领域。

移情理论能为普世伦理做些什么

普世伦理只能奠基在人类本性共同性之上,只有预设并相信人类本性的共同性,谋划和建构普世伦理才有可能;而作为人类本性共同性之一部分的移情能够为普世伦理的建构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移情不仅能够为普世伦理提供基础,而且能够为普世伦理提供资源,还能够为人类道德共识提供方法论支持。

论尼采对叔本华意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叔本华断言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决定了他的哲学是意志主义的。但他认为意志是人生痛苦的根源，主张抑制意志直至否定意志以摆脱痛苦，这使他的哲学又偏离了意志主义。尼采继承了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对他背离意志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在哲学的所有问题上都充分肯定意志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了一个思想一贯的彻底的意志主义体系。

建构英国小说从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的伦理路径--评霍兰德的《小说伦理学：晚期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叙事好客》

蕾切尔·霍兰德的《小说伦理学:晚期维多利亚小说中的叙事好客》以列维纳斯的好客伦理学为研究视角,重点分析了几部英国晚期维多利亚现实主义小说在主题和形式上所表现出的向现代主义过渡的特征,试图从伦理批评的角度对这种转变做出解释。霍兰德认为,随着英国社会在19世纪末陷入重重危机,以同情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小说伦理观逐渐解体,并被现代主义的好客伦理观所取代。后者承认知识的限度,并尊重现实的不确定性。不同的小说伦理观产生了不同的叙事主题和形式,折射出作家在小说如何发挥伦理功能这个问题上的思考。本书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的伦理取向、以及小说的伦理责任等问题均有很好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