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怵惕之心”何以不是“仁之端”——孟子同情理论的内在逻辑

孟子在阐述同情理论时说"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但在归纳"仁之端"时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并未将"怵惕"算上,这是有深意的。怵惕恐惧、怀生畏死,是主体以自身的主观构境设身处地想象他者痛苦并产生同情恻隐之情的前提,是刺激良知并使其呈露的必要条件。"圣人"虽然"不动心",不为痛苦困扰,但对他者的同情依然要建立在对死亡的恐惧与担忧之上,只是这种恐惧怵惕是对全体生命之有限性的觉察与悲悯,是为他者害怕与担忧。

论促进失独群体社会适应的同情情感——基于情感社会学的同情理论

失独群体的弱势,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体现在情感方面,情感困境已成为制约失独群体社会适应的主要瓶颈之一。从情感社会学的同情理论看,同情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关键情感,能够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人际协调和社会团结。同情情感是促进失独群体社会适应的重要情感力量,分析同感性同情、意向性同情和普遍性同情的内涵及其在应对失独群体情感问题中的作用,探讨同情情感的实现途径,对促进失独群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休谟的同情理论

同情理论是英国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大卫·休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道德导源于情感,苦乐感是人类心灵的主要动力;同情是道德感的根据,可以解决道德感的个体差异与道德感的普遍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同情是道德区别的主要源泉。休谟的同情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特点。

论贫困治理中的“同情信誉”——基于情感社会学的同情理论

从情感社会学的同情理论来看,扶贫的过程也是他人向贫困者表达同情情感和贫困者接受同情情感的互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扶贫对象的同情信誉至关重要,影响着扶贫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文化规则对同情获得者提出的不同要求,同情信誉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忠实性同情信誉、有限性同情信誉和互惠性同情信誉。分析三种同情信誉的内涵及其在扶贫过程中的作用,探讨同情信誉的提升途径,对促进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休谟同情理论的道德认可:困境与消解

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了道德认可的同情理论,并对其性质及涵盖范围进行了理论描述与扩充。休谟正式将同情心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运用于伦理学领域,其对同情理论的阐释包含了同情的情感成分、运作模式以及道德效用等方面。然而,休谟奠基于同情的道德认可机制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治理是不充分的,主要体现在由“自我性”产生的道德效用困境;由“非理性”产生的情感普适困境;由“功利性”产生的道义导向困境三个方面。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仁爱的弥补机制、道德的理性来源、公正的体系建构三种路径,以期达到对休谟同情理论道德治理困境的消解。

同情理论视域下校园欺凌行为探析

校园欺凌是一种具有暴力性、隐蔽性和复杂性的现象,对学生的身心造成伤害,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基于同情理论视域重新审视校园欺凌的成因,情感共鸣减弱助长了欺凌行为的发生,道德教育形式化成为诱发欺凌行为的潜在隐患,利己性美德减少和利他性美德缺失则是欺凌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为防范、应对校园欺凌的发生,培养共情能力,优化道德教育,平衡内心良知,加强法制教育,创设良好的环境,以降低欺凌行为发生的频率。

论亚当·斯密"同情"理论对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启示

随着各类综合性院校相继开设艺术类专业,高校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呈现出新特点。分析具体工作需要理论联系实际,本文旨在结合亚当.斯密"同情("sympathy)理论对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做分析,分别从亚当.斯密"同情"理论的概念、内涵、实践意义出发,在总结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的基础上,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教育学概念入手从师德建设、师生互动教学等方面具体探讨其发展路径。

回归情感:从休谟同情视角看德育教学的重心转移

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盛行使得人性逐渐“缩水”为理性和由理性主导的知性,而情感部分则被忽视。这一倾向反映到德育教学领域则体现为学生对道德知识的“形式掌握”,道德行为缺乏深层情感动力。因而德育教学从理性知识到情感引导的重心转变就显得尤为必要。休谟的同情理论将情感而非理性视为道德的根基,并以人性为基础说明情感的具体发生机制,为德育教学的重心转移提供恰切的分析工具。具体而言,首先,在德育教学理念上明确情感支撑行为的强大动力。其次,德育方法从唤起学生情感、提升教师情感素质以及形成师生道德共同体出发,增加德育教学中的情感因素。最后,德育教学以培养有爱的幸福共同体为旨归。德育教学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师生成为有爱的幸福共同体,也在于在教师的引领下建构幸福班级、幸福校园。

亚当·斯密同情论探究

同情理论是斯密伦理思想的出发点和核心。同情这种情感根据合宜性原则对他人和自我行为进行道德评判,在成就个人美德的同时,也促成了社会的秩序与和谐。正是基于同情,斯密也力图为实现市场社会秩序的理想图景提供一种合理性证明。

论休谟的同情论伦理学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英国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他创立了同情论伦理学的新体系。他认为:道德源于情感,道德的区别是由道德感得来的,同情是道德感的根据。赋予了"同情"以新颖的内涵,并将其地位提升到了人性论的高度,将同情视为人性第一原则。"同情理论"是休谟情感主义伦理学的集中体现,但其也有存在的局限性。

18世纪英国同情的理论与实践

18世纪英国虽然经济发展迅猛,但失地农民、作坊和工厂工人、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而挨饿的人、监狱的犯人、被英国人猎获贩卖的非洲奴隶等却遭遇了深重的苦难。在这种巨大的社会苦难面前,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写出了系统的关于同情的理论著作,但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对现实社会底层人苦难的同情。而卫斯理却带领他创立的循道宗教友们为减缓以上这些人的苦难做了大量效果卓著的工作,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对底层人苦难的深切同情。冷漠的同情理论与热烈的同情实践形成尖锐的对立、巨大的反差。

关于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的思考

本文结合约瑟夫·克罗普西的《国体与经体》这本书，从二个方面对亚当·斯密道德哲学进行了思考，结合实际分析了亚当·斯密的主要理论思想。第一部分从自利，自制，自由三个角度阐述了亚当·斯密在道德，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利己与利他理论，同情理论，自由竞争等。第二部分结合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缺失问题，分析了亚当·斯密道德哲学理论的当代价值，并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相关思考。

协商式转移定价与成本转移

企业制定转移定价的目的之一是对管理者的业绩进行评价,而转移定价采用协商方式进行,其目的则在于制定一个转移双方都满意的转移价格,从而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那么,协商方式是否会影响转移定价的业绩评价功能呢?本文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就此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当卖方成本上升时,协商式转移定价也会随之上升,它表明协商式转移定价导致了成本转移,从而对转移定价的业绩评价功能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首次研究了协商式转移定价对转移定价业绩评价功能的负面影响,为实施协商式转移定价的企业提出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