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情者》中的双向模拟与身份认同困境

霍米·巴巴在研究殖民权力结构时提出“模拟”的概念,他强调当殖民者鼓励被殖民者“模拟”他们的文化时,其结果往往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面目模糊的拷贝”,这种矛盾状态反而成为被殖民者的抵抗策略。在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中,模拟策略是双向的,以无名的双面间谍“我”为代表的越南人一方面受到美、法两国殖民者模拟控制策略的宰制,另一方面又在主动模拟殖民国的文化与价值观时发现其殖民话语内部的逻辑问题,形成对殖民话语的抵抗。双向模拟使“我”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小说结尾的伦理转书写向则为摆脱这种困境提供了出路,即同情受苦难者、为“他者”发声,在这一过程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阮清越小说《同情者》中的记忆书写

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的普利策获奖作品《同情者》围绕越战中一个无名的双面间谍展开,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重点讲述了其在越战期间及战后的经历。小说并不是完全站在少数群体越裔一方为其发声,而是通过文学的审美过程,将其隐含的“公正记忆”立场娓娓道来。小说反思了美、越两国人民在再现记忆时都存在的伦理问题,在使读者与主人公“我”共情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引导读者直面永不消逝的过去,承担记忆再现的伦理责任,关注战争受害者。

论《同情者》中幽灵形象的超越性

《同情者》是美国越裔作家阮清越的长篇处女作小说,小说中蒙冤而死的幽灵重返现实世界且充分展现了自身形象的超越性特点。本文通过论述桑尼和酒仙少校幽灵跨越二元的边界身份、超越人类的非自然性和批判现实的道德教诲功能,构造了独立于二元世界之外并且赶超人类认知和道德水平的幽灵形象,展示了《同情者》中幽灵形象的超越性以及小说幽灵叙事高超的艺术化效果。

“双面人”视角下的越战——评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同情者》

越南裔美国作家阮越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同情者》获2016年普利策小说奖。小说以越战后的美国、越南和东南亚为背景,从越南人的视角呈现越战,讲述了一个越共双面间谍在越战后流散美国的经历。小说探讨了像叙事者这样战后流散异国的革命者所面临的存在危机这一主题,作者借小说深入思考了美国流行文化中的族裔形象、战争、人性、流散、身份认同等问题。

解读越裔作家阮清越的越战小说《同情者》中的“中国形象”

越战文学是美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西方视角下的越战文学更多地展现美国人记忆中的越战,反映越战对美国各方面产生的影响。美国越裔作家阮清越在2016年凭借其处女作越战小说《同情者》拿下第100届普利策小说奖,它与其他越战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在讲述越战中越南难民生活状态的同时,多次提及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中国形象"。本文详细解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及其内涵的变化,以加深中国读者对越战文学中"中国形象"书写的审视与理解,引起中国读者对其背后社会历史与文化形态的深刻关注。

难以走出的困境——空间批评理论视域下的《同情者》解读

本文基于法国哲学巨匠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从地理、精神和社会空间三个维度对越籍美国作家阮清越的长篇处女作《同情者》进行解读,认为在地理空间维度上,作品揭示了饱受战火摧残的越南人窘迫生存空间;在精神空间维度上,身份追寻成为主人公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社会空间维度上,揭露出越裔群体遭受多重挤压,陷入难以走出困境的事实。

创伤理论视角下《同情者》主人公创伤原因厘析

《同情者》是作家阮越清的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了一个潜伏于南越的北越无名间谍的故事.主人公作为难民和间谍身心都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折磨和挣扎.文章试图用朱迪斯·赫尔曼的创伤理论分析主人公所受创伤的身份、身世和文化方面的原因,通过对主人公创伤的分析,旨在加深公众对战争创伤的认识,唤起公众对战争的反思.

欧亚人的困境——解读越战小说《同情者》中主人公的双重身份

越战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当代美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的越战文学主要关注美国士兵的参战经历,随后跨代后裔开始成为越战文学新的关注点,主要涉及美国士兵在越战期间和越南女子所生的美亚混血儿,而以欧亚人作为跨代后裔的第二个分支成为越战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美籍越南裔作家阮越清的小说《同情者》为跨代后裔欧亚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蓝本,该文重点探讨小说中主人公欧亚人的双重身份问题,试图为越战文学的研究进行补充和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变形和模拟:后殖民视阈下的《同情者》

美籍越南裔作家阮越清以移民作家的双重视角为出发点,借文字替广大越南同胞发声——创作出《同情者》这一典型的离散文学作品。“模拟”——对主流文化的杂糅式“模仿”——在其动作发出、衍变到终止,都具备颠覆“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可能性。本文依据霍米巴巴提出的“模拟、他者、混杂、第三空间”等概念,结合《同情者》中经典个例分析其角色变形,揭秘其“模拟”与“模仿”的差异与命运走向,剖析隐匿于“模拟”面纱之下的冲突与威胁。我们着眼全球,当代虽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但仍有各种不和谐因子,更需我们辩证地看待“模拟”与“模仿”,拒做文化的复制工厂,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促使“多元文化共生”。

“双面人”的窘境:论《同情者》中的身份困境

美国越南裔作家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以越南战争为背景,从一个“双面”间谍的视角呈现了殖民历史、越南战争与身份诉求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国的殖民侵略与文化渗透冲击了越南文化与越南身份的纯粹性,对个体身份带来了排斥与边缘化。越南战争结束后,大批越南人以难民身份逃难到美国,导致越南人集体身份的放逐。从个体到集体,越南人的身份诉求在历史与战争的影响下变得异常坎坷。这体现了阮清越对越南历史的反思、对越南战争的探问以及对美国越南身份的探索。

《同情者》中的冷战史观与跨太平洋的战争书写

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的小说《同情者》以主人公的跨太平洋命运轨迹为主线,将越战置于冷战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其中蕴含的跨太平洋战争书写将越战和越战记忆重构为美帝国扩张图景与全球文化霸权的组成部分。这部族裔小说将战争与帝国而非移民融合视为美国族裔形成的根源。通过拆解承载着越战记忆的好莱坞电影工业,阮清越批判性地反思了少数族裔同美国文化工业及其全球霸权的暖味关系,揭示了支撑美国对外战争与文化霸权的物质基础。

同情聚焦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认知功能与病耻感的影响

目的 探讨同情聚焦疗法对脑卒中偏瘫患者认知功能与病耻感的影响。方法 选择本院收治的100例脑卒中偏瘫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50例作为对照组,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50例作为观察组。对照组予以认知行为疗法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同情聚焦疗法干预。比较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羞耻感、认知功能、自我批评情况。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病耻感水平评分低于对照组,认知功能评分低于对照组,自我批评水平得分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同情聚焦疗法可降低脑卒中偏瘫患者自我批评水平、羞耻感,促进患者认知功能恢复。

自我的封闭与敞开——休谟论同情

休谟在其《人性论》和《道德原则研究》中,对现代人的自我与社会之关系有极其精妙深入的讨论,也内在蕴含着18世纪英国的社会状况的历史情境。本文尝试聚焦于休谟的同情概念来展开讨论,揭示现代社会充满想象的自爱之人,如何只有通过“虚心”地敞开自我,去体会和感受他人的情感,与他人同悲同喜、同苦同乐,并由此产生基于普遍人道的道德感,才能超越自爱虚幻的自得自满,构建起更大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实现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休谟对同情与道德关系的阐述,是理解构成现代社会基础的人心与道德秩序的重要资源。

“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辩护

同情的利己主义解释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被同情心唤起了自身的负面情绪,同情激发的助人行为是为了减少负面情绪的利己行为。同情的利他主义解释也预设同情会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事实,但认为同情即使伴随痛苦仍可以产生利他动机。休谟的“同情—怜悯模型”区分了狭隘同情和广泛同情,并且认为广泛同情产生了包含关切他人的怜悯情感;巴特森的“移情—利他假说”则区分了自我利他行为和纯利他行为,并且认为后者对应一种以他人为主导的移情关切。休谟的道德哲学阐明了同情的利他性的产生机制,而巴特森用心理实验的方式为休谟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实证辩护。

论陈寅恪“了解之同情”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和限度

将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合理应用于文学批评,有益于以“考据”与“移情”兼重的姿态,正视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品格、开显文学批评应有之“作者”视角,为思考“文本含义”的特征、思考文学评价的多元可能提供有益启示。该说在文学批评中的限度主要表现为:泥于历史主义思维模式,窄化有关创作真相的诠释空间;执着于还原创作真相,对文学现象其他要素关注不够;在衡量文学批评的水准时,时常体现出“作者中心主义”立场,部分结论有独断之嫌。进入文学批评的“了解之同情”,应保持对文学现象“审美性”的合理理解,在关注作者问题的同时,形成对单一批评视角的超越。

基于对同情用药认知现状的调研探索在我国开展同情用药研究的思考

目的:根据中美同情用药经验,调研临床试验从业人员的认知和理解现状,对细化和完善我国同情用药制度体系提出建议,从而更好地满足患者的临床需求。方法:使用自愿抽样、方便抽样等非概率抽样方法,基于现有中美同情用药经验,就同情用药的适用条件、申请和审查主体、患者安全管理、审批流程等方面,对临床试验从业人员的认知和理解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收集740份有效问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临床试验从业人员对我国同情用药的认知程度有待提高。相关企业和机构人员对我国同情用药的认知与理解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主要体现在对同情用药适用人群、“是否可以向药品监管部门提出同情用药申请”的审查主体、严重不良事件报告义务的承担方、同情用药开展地点以及收费问题的认知等方面。差异主要体现在同情用药的药品条件、申请主体、同情用药期间发生不良事件的补偿或赔偿承担方、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紧急情况下单个患者协议和非紧急情况下中等规模患者同情用药的审批流程等方面。结论:现阶段,我国临床试验从业人员对同情用药的了解不足。不同角色的临床试验从业人员对我国同情用药的药品条件、申请和审查主体、患者安全管理以及审批流程等方面的理解差异较大。因此,鼓励加强同情用药相关政策宣传工作,引导更多满足条件的企业开展同情用药计划,让更多潜在患者获益,同时建议针对理解差异较大的内容进一步明确、细化和完善。

互联网+正念减压训练和同情心计划在围产期抑郁症和睡眠障碍孕妇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分析互联网+正念减压训练和同情心计划在围产期抑郁症和睡眠障碍孕产妇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1—12月在中山市博爱医院全程行常规孕检及分娩的200名孕产妇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100名。对照组给予常规心理护理和一些基本的放松和呼吸技巧指导,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互联网+正念减压训练和同情心计划。比较两组孕产妇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和正念意识量表(MAAS)评分。对比两组孕产妇的抑郁症、睡眠质量和正念意识评分差异性。结果:分娩期间和产后42d,干预组产后抑郁发病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36周、分娩期间和产后42d,干预组EPDS的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36周、分娩期间和产后42d,干预组睡眠障碍发生率和PSQI的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36周、分娩期间和产后42d,干预组MAAS评分高于对照组,且均高于孕12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孕产妇EPDS和PSQI呈正相关性(r=0.549,P<0.001),EPDS和MAAS呈负相关性(r=-0.228,P=0.036),PSQI和MAAS呈负相关性(r=-0.402,P<0.001)。结论:基于互联网+正念减压训练联合同情心计划的课程可增强孕产妇的正念意识,改善其身心健康和减轻抑郁症和睡眠障碍的症状。

肺癌化疗患者自我同情的潜在剖面分析及其与失志的关系

目的探讨肺癌化疗患者自我同情的潜在类别,分析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并探究不同类别自我同情与失志的关系。方法采用一般资料问卷、自我同情量表和简化版失志量表对210例肺癌化疗患者进行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识别肺癌化疗患者自我同情的潜在类别,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各因素对其不同类别的影响,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不同类别自我同情对失志的影响。结果肺癌化疗患者自我同情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自我苛责型(45.24%)、自我矛盾型(17.62%)、自我怜惜型(37.14%)。性别、家庭人均月收入、病理分期是肺癌化疗患者自我同情潜在类别的影响因素(P<0.05)。在控制混杂因素后,自我同情潜在类别是失志的重要预测因素(P<0.05)。结论肺癌化疗患者自我同情存在异质性,可分为3个潜在类别,肺癌化疗患者自我同情越低,失志水平越高,医护人员应根据不同类别的影响因素针对性的制定干预策略。

关于伦理委员会是否应作为同情用药审查主体的探讨

在中国相关法规未对同情用药审查主体予以明确的前提下,谁来承担审查和批准的责任存在争议。就同情用药的特点进行总结和阐述,从伦理委员会的职责、专业性和审查的必要性等方面展开讨论,认为伦理委员会应当作为同情用药审查主体,需对医生资质、风险受益比、知情同意书和利益冲突等方面进行重点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