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ICSID仲裁中当事方的“同意”

和其他仲裁形式一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仲裁管辖权也必须建立在双方协议仲裁的基础上。东道国和投资者同意仲裁是建立投资仲裁管辖权的前提要件。实践中,投资者与东道国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仲裁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协议、东道国的国内立法、投资者所在国与东道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议以及其他多边国际协定表示其对仲裁解决争端的同意。本文试从国际投资的角度对投资者和东道国对提交仲裁的同意的表现形式、范围、程序要件以及对同意的解释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反诉的仲裁同意问题

在投资仲裁庭确定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时,认定投资者对反诉作出的仲裁同意,不能仅仅以投资条约纳入ICSID或UNCITRAL仲裁规则为理由,而是必须依据条约自身的仲裁条款进行判定,特别是关于"争端"和适用法的规定。晚近仲裁实践和学者观点倾向于反对投资者单方面限缩仲裁同意范围的权利。司法经济的政策考量也有利于对国家反诉的管辖权认定。因此,如果国家希望确保其在投资仲裁中反诉的权利,应重点关注投资条约相关条款的设计。

论《华盛顿公约》的退出机制及其对ICSID管辖权的影响

随着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退出《华盛顿公约》,退约问题对ICSID投资仲裁管辖权的影响引发了激烈辩论。争论焦点通常集中于条约中的仲裁条款是否会伴随东道国退出公约而丧失拘束力。对此,在缔约国发出退约通知后,并不妨碍投资者对东道国于投资条约中表达的单边仲裁要约作出同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仲裁合意。从案例法发展的实践来看,仲裁庭也并不否定投资者在退约通知发出后仍可表达仲裁同意,但当退约通知经过6个月正式生效后,投资者则不可再据此形成仲裁合意或提出仲裁请求。

中国BIT限制性仲裁条款的解释分歧与应对

中国BIT中存在大量限定投资者仅能将“涉及征收补偿款额”争议提交仲裁的限制性仲裁条款,国际投资仲裁对其中仲裁同意范围的判定呈现出客观论立场的广义解释和主观论立场的狭义解释之根本分歧。广义解释带有商事化倾向,因其造法性质而背离了缔约国订立条约时的原意;狭义解释则突出主权和国际公法因素,恪守了条约解释的边界。条约解释分歧成因并非在于技术层面解释方法的选择和遵循,思维制度层面对投资条约仲裁国际公法属性的漠视才是造成仲裁庭推理实质错误的肯綮。为应对管辖权风险,中国投资者可在风险避免和风险解决两个维度规划行动;中国政府则应在投资者海外利益保护与维护主权之间谋求平衡,在加快革新旧协定可仲裁范围的同时加强缔约国对条约解释的控制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