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知情同意规则的强弱模式——兼论劳动关系场景中的选择与适用

知情同意规则虽内涵了知情规则和同意规则,但其规则重点并不相同,前者侧重于信息提供和获取,后者侧重于意愿表达与选择。《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知情同意规则适用呈现为“强知情+强同意”“强知情+弱同意”“弱知情+弱同意”三种模式。劳动关系场景是检验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规则的重要场域,采取“强知情+弱同意”模式符合理论原则和现实需要:为减少弱同意的损害后果,需要以利益一致原则为基础对涉及劳动者个人信息处理的劳动规章制度和合同内容进行实质审查;为确保强知情规则的落实,需从用人单位信息处理告知义务履行、知情规则中知情权请求权的实现机制构建以及劳资信息处理沟通、理解与共识机制形成三个方面实现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的平衡。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适用异化及其规范路径

告知同意规则是基于信息化时代的人格权保障以及民法领域的古老原则“契约自由”建立起来的。目前,我国《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立法都明确确立了告知同意规则。但司法裁判数据显示,当前个人信息侵权纠纷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告知同意规则在落实过程中,过于形式化的先定性调整模式以及信息处理者天然的地位优势,导致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告知同意规则甚至沦为信息处理者的免责工具。因而,告知同意规则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一方面,要对其进行结构性实质化改造,无论是“同意模式”还是“调整模式”,都要进行模式转化,实现从一刀切的静态同意向灵活的动态同意转变;另一方面,要从个人信息利用过程中的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双方入手,缩小双方天然的信息差。只有告知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当中的地位得到充分保障,其平衡数据利用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功能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论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

刑法中针对敏感信息建构同意规则的突破口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敏感信息二元同意规则的刑法构造具备理论根据和现实基础。二元同意规则以对信息法益属性的准确厘定为前提,在信息分类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一般恐惧理论对敏感信息敏感等级进行划分,最终得出针对敏感程度极高的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结论。刑法对于高度敏感信息同意无效的情形还涉及到后续保障问题的探讨,这又可以细分为司法及立法上的双重启示。司法上的启示主要以对《刑法》第253条之一“情节严重”的解释为切入点,即对侵犯高度敏感信息行为“情节严重”的入罪判断不应当再局限于“量”的标准。立法上的启示主要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为切入点,以《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参照进一步细化刑法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方式,最终拟提出增设“滥用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构想。

个人信息处理知情同意规则之检视:反思与修正

知情同意是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则之一,而非原则。同意行为的性质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在积极层面上是意思表示,消极层面上是免责事由。随着大数据的发展,知情同意规则遭遇挑战,同意愈发形式化,不足以充分保障信息主体权益。通过构建场景制度和动态同意制度两种方式对知情同意规则进行修正,前者是指将具体场景下的合理使用替代信息主体同意作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后者旨在使知情同意成为一个持续的过程。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中监护人同意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监护人同意规则是监护人知情权和代理权在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自然延伸,但在适用范围、实施方式和保障方式上仍面临诸多困境。对该规则作本体论分析后,对保护的客体作目的论限缩解释,破解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的逻辑冲突。同时,权衡该规则与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权益的理论竞合关系,并与传统民法体系相衔接,将监护人同意界定为法律行为。以此为基础破解现实困境,还需坚持最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具体以分级分类管理为思路,从适用范围的三阶层修正、实施方式的强弱区分和保障方式重构三个方面着手,体系化完善监护人同意规则的特殊规定。

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同意规则的构建与实施——基于最新立法和域外经验的考察

《个人信息保护法》就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获取相关同意、制定专门规则上作出具体规定,未成年读者保护也需要契合上述要求。需推动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同意规则实现层次化,在同意内容上区分敏感个人信息、普通个人信息和监护人个人信息,在同意权限上以八周岁、十四周岁为年龄节点确立不同规则。构建未成年读者个人信息同意规则体系,充分考虑告知、释明、修正等方面。应借鉴美国和欧洲的实践经验,推进行业相关实践,颁布专项保护政策,加强业务信息管理,系统开展专门教育,明确相应救济渠道。

双轨并行模式中在线诉讼的同意规则

在线诉讼是司法制度与网络技术深度融合产生的新型诉讼方式。当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双轨并行时,两种诉讼方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奠定了制度基础。基于多元诉讼目的,在衡量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当事人诉权与法院审判权、程序选择权与法院审查权关系的基础上,我国的在线诉讼采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在线诉讼程序选择权是一种程序形成权,其行使需经当事人同意。当事人同意是程序选择权的载体,围绕当事人同意设置的程序和制度构成同意规则。法律在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时,也要求当事人遵循权利保障与自己责任相一致的逻辑。在线诉讼同意规则重构了诉权与审判权之间的法教义学关系,根据二阶构造理论,可以将当事人同意分为选择适用在线诉讼方式的同意和选择在线审理案件之具体程序的同意,两个阶段当事人同意的规则和法律效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风险管理维度下个人信息知情同意规则之重构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容易被滥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知情同意规则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的制度尚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忽略了信息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其天然的弱势地位。风险管理理念在风险社会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它以承认信息主体有限理性与合理分配个人信息风险为基础,有助于建构起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知情同意规则的新路径。应当结合风险管理理念,对传统知情同意规则进行纠偏,构建隐私协议评级系统等信息公开路径,不断增强透明度;优化知情同意规则运作的程序设计,以化解“同意”困境;将个人信息保护设计融入产品研发的前置理念;注重风险导向下目的限制原则的动态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中告知同意规则的修正与纾困

告知同意规则有效维护了个人对信息的自治,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条款”。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这一规则的适用遭遇严峻挑战:对个人权益的保护作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时还可能阻碍数据信息的自由流通。主张区分敏感信息与一般信息、对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的既有解决方案均不足以化解困局。大数据时代告知同意规则的优化之策应当是:在告知层面,应对告知协议的形式与内容作出合理限定;在同意层面,应征求信息主体的持续、动态同意,并保留同意的例外情形;在技术层面,应充分运用技术手段参与规则修正;在信息主体层面,应着力提高信息主体数字素养,增强其对不法信息处理请求的识别、辨别能力。

《个人信息保护法》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

科技的发展使得知情同意规则面临虚置的风险,如何进一步完善知情同意规则是亟需解决的难题。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需要转换思路进行动态化的保护,场景规则是一种动态化的分析框架,即在不同的场景对个人信息的处理行为进行风险评估并划分等级,是动态地保护个人信息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兼顾信息用户和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利益;在涉及公共利益时,把比例原则作为补充性规定减少利益冲突。知情同意规则重在保护用户的信息自决权,对于隐私协议需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增加对风险程度的告知义务,使用户提前知悉相应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潜在风险,完善用户行使信息自决权的基础。当个人信息处理者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活动或与第三方主体数据共享时,通过引入追踪反馈制度,即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及时记录用户个人信息的流转情况,并将所追踪到的个人信息流转情况向用户反馈,保证用户能充分知情。

论网络痕迹信息保护中的告知同意规则

信息主体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生的网购记录、微信聊天记录、浏览记录等网络痕迹信息能够刻画出数字人格,精准评判用户的性格特征、行为偏好等。传统赋权模式下告知同意规则作为处理网络痕迹信息的合法依据存在权益保护模式不足、告知同意规则适用边界不明确的局限性,对此,可借鉴欧盟的立法,由赋权模式转向数据信托模式,将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合同关系调整为信义关系。在数据信托的模式下,可以重新界定告知同意规则适用的边界,更好地平衡法益。

大数据时代知情同意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知情同意规则是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帝王条款”。但是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处理加大了有效获取同意的难度,使得知情同意规则的有效性备受质疑。对此,我们不能否认知情同意规则的必要性,而应该从知情同意规则所确立的“告知–知情–同意”三个环节上寻求破解困境的出路,增强知情同意规则的有效性。

以场景理论为基础的告知-同意规则完善研究

告知-同意规则是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制度。尽管该制度运行多年,但用户在实践中仍未实质参与其中。通过考察司法案例、信息处理平台以及信息主体对告知-同意规则的认识这三个视角,厘清告知-同意规则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不足,从而分析该规则的完善路径。一方面,在基本框架下引入场景理论,通过细化用户删除、撤回对信息的授权同意以明确个人信息的动态保护;另一方面,引入第三方中立机构对隐私条款进行专业性评估,以从专业角度给予用户利益权衡。

数字医疗背景下个人医疗信息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规范和矫治

随着数字医疗的发展,个人医疗信息的人格性和可利用性之间的冲突也在不断加剧。个人医疗信息属于敏感信息,泄露会严重有损个人人格尊严等人格利益,并且无可挽回。因此应当注重采取事前预防机制加以保护。知情同意规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中的一项核心规则,在患者对信息处理者进行事前许可和事中变更许可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商业模式下,知情同意规则面临告知义务缺陷、同意成本提高、患者缺乏判断标准、同意有效性降低等问题。本文通过对个人信息细化实现个性化告知、提出建立新型信用监管等方法加强对医疗知情同意规则的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告知同意规则的“困境”及其出路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轻松,更加方便快捷,但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例如个人信息泄露等事件的发生,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困扰。告知同意规则是用来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其处于优势地位的数据处理者进行制衡,以此最大限度地避免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公民对其个人信息的主导权处于劣势地位,告知同意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流于表面形式,因此如何解决“同意困境”成为当前无法回避的问题。

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规则”的法教义学构造

同意的形态是多样的,欧利提出的层级理论将同意分为三层,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属于其中的可撤回的单方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通过同意获得了一项“得为的地位”。从法律性质来看,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是单方法律行为,同意撤回亦是单方法律行为,不过需要区分不同的适用场景。“有效同意”的构成要件有五项:同意能力、自愿、明确、充分知情以及具备一定的形式。对法律性质和构成要件的分析,既存在如何从民法教义学上解释的问题,也存在与民事规则之间协调的问题。对此,可以结合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特殊语境,以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作为支点,在民法框架下对同意规则进行规范构造。

体育侵权案中如何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在法学界特别是体育法学界中还未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阐明,司法判决中也未直接引为判据。此前,该规则一脉相承地内涵在民法的权利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包括意志自由和责任自负两个方面)原则和诚信原则之中,司法判决认可其效力,现已有述明法条可资引用。所以,深入全面地阐释、探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含义、责任构成的特点和相关观点,有利于人们正确处理体育侵权案件,有利于正确审理和判决,有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同意规则”之检视

大数据时代人们产生了"同意失灵"和"同意过度"的双重担忧。对此,欧盟《统一数据保护条例》通过对同意规则的修正和例外事由的增补给予回应,既体现出对同意规则的强化也对现实作出了不小的妥协。纵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立法,基本体现了以"同意规则"为主导的个人信息自主权保护模式,但这一模式的理论局限和现实挑战已日益凸显。为此,我们有必要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适度弱化同意规则的地位,同时应细化和充实同意规则的内容,即根据个人信息处理主体、个人信息敏感度和个人信息处理的不同阶段来区分同意要求和同意方式。

破产法视野下个人信息转让的同意规则研究

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当涉及破产时,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如何处置个人信息的法律难题。个人信息转让一般应征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并且按照个人信息的分类采取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规则。在个人信息主体不同意情形下,具有政府职能特征的个人信息隐私专员应当介入,以对个人信息转让进行综合评估并提交报告。法院应当基于个人信息隐私专员提供的报告进行衡量判断,据此判定是否允许个人信息转让。

人脸识别中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失灵与矫正——从人脸识别收集“非人脸信息”谈起

知情同意规则一直被视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规则,但在规制App平台人脸识别服务时发生了失灵。一方面,App平台形式性履行告知义务使得告知有效性不足;另一方面,用户的“默示同意”被滥用致使同意效力存在瑕疵。这给App平台收集“非人脸信息”可乘之机,也使用户个人隐私、人格尊严以及财产利益面临风险。故有必要改进App平台的告知方式,强化其义务和责任;同时,限缩用户“默示同意”的适用范围,明确用户“明示同意”的法律效力。通过完善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实现对人脸识别收集“非人脸信息”行为的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