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判断标准发展探究——能从“同意论”发展到“满意论”吗?

自霍布斯以来,西方政府行动的合法性理论及其判断标准一直以"同意论"为基础来丰富和发展。洛克、卢梭立足于想象的契约论发展了"同意论",边沁将基于契约论的"同意论"转化为以利益为分析起点的"效率论"。其后,经行政学的独立、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引导,以"效率论"为基础的政府行动合法性理论得以巩固。"同意论"内含着非实质性"君主-臣民"承诺关系的分析框架;"效率论"形成了"政府-人民"行动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政府处于行动关系的中心。新公共服务将"服务论"作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试图建构"政府-人民"的合作行动框架。十九大后,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成为我国政府发展的目标,"满意论"成为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从而超越了西方现代政府行动的合法性论。以此推断,来源于新公共服务的"服务论"有可能转化为"满意论",成为西方政府行动合法性的判断标准吗?这需要持续关注。

洛克同意论对执转破程序启动要件的端视与修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司法解释》)第513条"经同意"背后的契约精神可追溯至洛克的同意论。洛克同意论的核心命题是经同意政府原则,即政治体获得部分立法权、执行权和外交权的授权时必须经由每一位公民的同意。将同意论援引到《民诉司法解释》第513条"经同意"的理解中,能够看到最高院对公民自我保护和排除强制的关照,但同意论的历史难题同样为《民诉司法解释》第513条的适用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譬如应否引入多数人同意以便限定启动该程序的债权人数和债权份额、对同意的解释能否扩大至默示同意、自愿性原则难以促就同意的做出、同意结果的可接受性付之阙如。修正同意论作为执转破程序启动要件的根本在于以公共理由作为启动该程序的正当性证成,以可接受性作为同意行动追求的结果,以对话合作作为同意的干预路径。

我国临床医学综合期刊病例报告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报告现况调查与分析

目的 调查与分析我国临床医学综合类期刊2022年发表的病例报告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报告情况。方法 根据《2022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数据,选择临床医学综合学科分类期刊2022年发表的病例报告作为研究对象,对符合遴选标准的病例报告进行伦理审查与患者知情同意等信息的提取,采用Microsoft Excel 2021、SPSS 21.0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结果 纳入的42本期刊2022年共刊载病例报告类型文章587篇,其中36篇(6.13%)报告了科技伦理和(或)知情同意要求。报告科技伦理审查和(或)知情同意履行的病例报告多来自中国科技核心期刊(88.89%, 65.88%),且其所在期刊官网稿约涉及科研伦理的比例也较大(86.11%, 63.8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临床医学综合学科分类期刊病例报告科技伦理审查和(或)知情同意履行情况报告比例较低。目前,国际上绝大多数期刊要求在发表病例报告前征得患者或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中国与之相比尚有一定距离,需引起高度重视。

强制、同意与性别平等:强奸罪入罪模式及其改革

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确立了以“强制手段”为核心要素的规范结构,可概括为强制模式。在强制手段或被害人反抗不明显的情形中,行为人违反被害人意愿实施性行为却难以受到刑法的制裁,从而使个人性自主权的保护存在重大漏洞。强制不是强奸罪不法的核心,违背他人意志才是强奸罪的本质。以同意替代强制是强奸罪法律规范发展的必然趋势。强奸罪立法的主要任务是为个体之间的性互动确立一个相对客观的、符合社会规范和性别平等价值的沟通规则。根据性互动的沟通结构及其特点,结合性互动行为的实践和不同模式的适用效果,我国宜采取修正的否定同意模式,即一般情形下适用否定同意模式,对虽然具有同意能力但其认知能力和防卫能力存在减损的脆弱人群应适用积极同意模式。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不仅在刑事裁判实践中存在疑难,而且在理论上直接关系到强奸罪中“违背被害人意志”成立与否。基于刑法家长主义的全面无效说极度扩大了处罚范围,而以保护法益为出发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在疑难案件中难以自圆其说。为修正传统理论的缺陷,需要以认识错误产生原因及知道规则为第一层次判断标准,再以认识错误是否与法益相关作为第二层次判断标准,最后以同意的任意性作为第三层次判断标准,从而确立一般性的判断方法。欺骗型奸淫能够进一步类型化为身份欺骗型、性行为性质欺骗型、期待利益欺骗型及隐瞒性病欺骗型,并在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指导下分别获得合理的判断与论证。以层次化的被害人同意判断标准为指引,能够合理应对欺骗型奸淫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并推进刑法实现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的双重目标。

数据交易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之完善——以“知情—同意”规则为核心

个人数据交易法律框架的构建需要实现数据主体权益与数据流通效率之间的动态平衡。现有的“知情—同意”规则体系无法适应数据交易市场的复杂情境,不仅难以发挥立法者预期的保护个人权益之效用,数据流通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也严重受阻。个人数据交易场景迫切期盼“知情—同意”规则的适时修正,包括重塑数据处理者在数据交易中的告知义务,破解数据处理者须逐次征求数据主体同意的机制,交易客体应限于数据主体初次授权同意的数据范畴,明确个人数据危险扩大时的特别告知义务,以及限制数据主体就其个人信息同意的撤回权,设置数据主体的限制撤回期间和正当理由,规定不当撤回同意者应对数据处理者遭受的交易损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等。

个人数据交易中的同意撤回权——以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为切入点

在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主体作出同意既为个人数据处理提供合法性基础,也是数据主体所承担的合同义务。即便个人数据交易具有双层法律结构,个人数据处理同意与个人数据交易合同相区分,同意撤回权也使得个人信息自决与合同拘束力的冲突不可避免。为避免同意制度被架空,“履行合同所必需”应当被目的性限缩解释,不能作为同意撤回后个人数据交易中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为优先尊重数据主体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和人格自由发展,同意撤回权不因合同拘束力而受到限制。同意撤回权的行使不具有溯及力,数据处理者应当删除个人数据,停止个人数据处理行为,数据处理者可以行使双务合同不履行抗辩权,有权请求终止个人数据交易合同,但无权请求数据主体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

老年患者医疗知情同意现状和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调查老年患者医疗知情同意现状,量化老年患者的知情意愿、知情程度,并确定影响老年患者知情同意的因素,提出相应对策。方法:对当日签署过知情同意书的患者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包含知情意愿量表、知情程度量表。进行访谈,调查知情同意影响因素,并对访谈材料进行质性分析。结果:老年患者的平均知情意愿水平为1.64±1.036(取值区间为0-3),老年患者的平均知情程度为5.28±2.112(取值区间为0-10)。确定的影响因素包括知情同意书的文本长度、可读性和内容完整性,缺乏口头介绍,隐形的年龄歧视,老年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因素和对知情同意的认知错误,医方决策和家属决策。结论:老年患者的知情意愿较低,知情程度较低。因此需要通过优化知情同意流程、在医患端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合作与互助、分享决策的民主模式、在患者家属端促进患者家属共享决策模式等方法改善老年患者的知情同意。

老年患者麻醉知情同意的临床伦理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临床工作中的老年患者数量不断增加。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和权益是临床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中,面对老年患者,麻醉方式、风险的告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需掌握沟通技巧,加强人文关怀,延长麻醉谈话时间,增加麻醉谈话次数。当老年患者本身具有决策能力,患者与家属意见不统一时,麻醉医师应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但当患者不具备自主决策能力,则需要患者家属或其代理人代行使其知情同意权,遵循患者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知情同意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单一的事件,可能需要反复讨论和确认,并在每个阶段进行记录,做到真正的知情同意,从而保护老年患者的权益。

区域合作协议的“立法同意”研究

推进区域合作协议法治化建设,是为跨区域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提供有效法治保障的必然要求。面对中国当前区域合作协议的法治化困境,结合区域合作协议的本土法治建设探索实践和域外相关规制经验,应该以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协议缔结和履行中的功能作用为切入点,着力构建“立法同意”制度。区域合作协议的“立法同意”,其制度价值寓于推进区域合作协议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之中,具体路径机制主要有:区域合作协议地方人大审议或批准制度、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和地方“立法确认”制度。

口腔专科门急诊电子知情同意书系统设计与应用

目的 开展无纸化病案归档建设,对传统门急诊纸质知情同意书进行电子化设计与应用。方法 分析口腔专科特色的知情同意书应用需求,遵循移动性、一致性、可靠性原则,升级改造电子病历系统,引入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对电子知情同意书进行数字认证。结果 实现了口腔专科门急诊电子知情同意书的移动、可信签署,试运行期间系统整体运行稳定。结论 电子知情同意书的应用进一步保障了病案数据的完整可靠,业务流程和管理模式的转变需不断地磨合和优化,以进一步推动病案管理的信息化发展。

GB/T 42574-2023个人信息处理告知同意指南在视频场景下的应用

围绕视频App中应用需求,基于GB/T 42574—2023《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处理中告知和同意的实施指南》等国家标准,在处理用户的个人信息前,向用户告知处理规则,取得用户同意。实现了对移动互联网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用户权益保障,为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示范效应,提高了用户参与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意愿,提升用户活跃度,助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临床研究中延迟知情同意的探讨

知情同意是临床研究中重要的伦理标志,在开展临床研究前,研究人员有责任将研究信息充分告知参与者。然而,在紧急情况下开展的临床研究,让其中的参与者或其监护人在狭窄的治疗时间窗口内完全知情同意很难做到。目前现实中可接受的知情同意方式除传统的一般知情同意外,还有豁免知情同意、泛知情同意以及延迟知情同意。通过介绍临床研究中延迟知情同意起源和发展历程,对延迟知情同意的应用现状进行梳理,提出紧急情况下应用延迟知情同意的先决条件并针对延迟知情同意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为紧急情况下临床研究延迟知情同意的应用提供伦理辩护和伦理程序。

明确同意还是推定同意:器官捐献同意制度的儒家伦理检视

目前世界上的器官捐献同意制度可以根据同意的主动程度分为明确同意和推定同意两种,推定同意制相较明确同意制而言更有助于提升器官捐献率,但推定同意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值得注意。通过孟子和荀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身体伦理观对明确同意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推定同意制比明确同意制更加契合儒家伦理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但是在推行推定同意政策的时候,仍需注意儒家伦理的影响,确保逐步推进,同时确保捐献者知情同意。

医学翻译中文化差异分析——以知情同意书中术语显化为例

医学翻译在医疗保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确保医疗服务提供者与非本国语言受试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本文旨在探讨医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医学术语和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等翻译产生歧义和困惑。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充分了解不同文化背景和观念,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由此,可以提高医学翻译的质量,促进医疗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与共享,从而更好地满足受试者的需求。

关于手术知情同意实施现状的分析研究

目的通过调查手术知情同意书内容和签字情况、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了解目前医疗机构关于手术知情同意的落实情况。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了某三甲医院2022年度上半年的276份手术病历,并就手术同意书和授权委托书签署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医患双方的签字比较规范;医方关于术前主要诊断、手术名称、术中或术后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手术风险告知比较充分,对患者自身存在的高危因素、替代治疗方案及其利弊的告知存在不足;非患者本人签字的手术同意书,授权委托书签署不规范。结论医疗机构手术知情同意落实较好,但仍存在一定缺陷。医疗机构可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培训,明确授权范畴、强化术者告知、签字和落实监督检查等方面来保障知情同意的落实,切实保障医患双方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有效规避医疗风险,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敏感个人信息告知同意规则的制度逻辑、规范解释与补强

《个人信息保护法》区分信息类型,为敏感个人信息配置了强告知同意规则。告知同意规则以信息自主、自决为首要价值基础,有其自身制度逻辑,但也有诸多自限性缺陷。在信息风险社会,告知同意规则对于敏感个人信息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发掘并赋予其新的价值功能内涵,即风险的预防与分配。为准确适用敏感个人信息之告知同意规则,消弭法规范中诸多不确定性及该制度的自身缺陷,应对告知同意规则之适用范围、告知事项与标准、同意形式与要求等做出恰当解释,以期在实现信息自决的同时能更好地实现风险的控制;同时,基于敏感个人信息“敏感度”与“风险性”的动态特征,应对其告知同意规则做动态性机制补强,以使信息处理符合信息主体的风险预期。

浅析脑胶质瘤临床试验中知情同意的问题

通过对医院目前开展的脑胶质瘤临床试验知情同意过程中的观察,综合科室脑胶质瘤临床试验的开展情况,针对不同类型脑胶质瘤病人尤其是功能区受损以及伴有认知功能受限的病人,分析签署知情同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探讨并提出整改及解决办法。通过规范的签署知情同意,针对病情不同的脑胶质瘤受试者采取个体化签署知情同意,充分尊重受试者意愿,保证临床试验顺利进行,使受试者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促进临床试验规范、安全、有序的开展。

传染病防控中的知情同意:走向一种新的范式

知情同意是一项重要的医学伦理原则,在临床治疗和医学科研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这一原则在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并不完全适用。传染病防控的技术手段与治理措施的公共性特征,会导致知情同意部分要素的缺失或者伦理标准的改变。知情同意原则具有维护个体权益的重要作用,因此又不能忽视其实践价值。一种解决方式是对知情同意原则的内涵与实践路径进行新的界定,包括在知情过程中强调群体知情和个体知情的结合,在同意过程中把握好自主的界限以及明确法定同意的方式和范围等,从而建构出适用于传染病防控工作的知情同意原则范式。

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中的适用研究——《民法典》第1035条释评

同意原则是互联网平台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它直接制约着用户数据隐私的保障限度。《民法典》第1035条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需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通过对冲突利益的平衡,以基础法的形式阐明和确立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适用标准。同意原则反映了信息主体对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的自我治理,体现了主体对自身道德权利的享有和个人自治的实施。它不仅包括对一般个人信息处理默示授权的弱同意,而且包含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明示授权的强同意。此外,同意原则在网络个人信息处理过程中的适用还受到公共利益、“合法、正当、必要与诚信原则”和信息公开等因素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