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篆构件“卪”的来源及去向——兼谈秦“书同文”规范汉字的策略

殷商甲骨文构件“卪”演变至西周金文,形体由跪姿的■演变为站姿的■.秦“书同文”将■形规范为■的构件义调整为符节及与符节相关的政令、节制等义.与“卪”形体相同或相似的战国秦文字构件,秦“书同文”多类化为■未能独立成字,■构件在战国秦实用文字中找不到字形根据.小篆构件■能为秦“书同文”规范汉字策略的研究提供基础材料.

从字用看秦“书同文”的具体规定

从里耶秦简8-461号木牍摘录的部分“书同文”内容看,秦“书同文”内容丰富而广泛,但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都没有秦“书同文”完整规定的记录。语言文字的发展如果是自然演化,必然存在新旧共用的阶段,而如果是人为规定,则不会存在共用阶段,依据这一规律,可以通过“书同文”前后秦出土文献语言文字的对比,推断“书同文”的未有明确记载的内容。“胃”“谓”分用、“直”“置”分用、“丈”“杖”分用等当属“书同文”规定。

“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地区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

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日语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殖民统治者利用语言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人的文化殖民过程。实际上,由于汉字文化圈的特殊性,在日据台湾地区早期的日语教育中,存在着以“同文”为前提的日语教学法。在充分考察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教育汉文体”的概念有助于从日据台湾地区的日语教育有关汉文的实践和争议中,探讨“同文”渗透“明治国体”、构成混合主义殖民策略,最终为日本在东亚区域的扩张提供认识论基础和话语权的过程。

《同文算指》中高次方程数值解法部分编纂再探

李之藻《同文算指》一书第十七部分“广诸乘方法”内容的来源问题在数学史界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已有研究指出其来自德国数学家施蒂菲尔《整数算术》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的内容.这个结论存在明显问题,很值得商榷.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全面比较了上述两部分内容,并仔细分析了与之有关联的克拉维乌斯的《实用几何》一书.结果发现“广诸乘方法”的内容与《实用几何》第六章第十九节内容有很多地方相似,特别是在数据标注和书写形式方面,李之藻在编纂《同文算指》的时候应也部分收集或参照了《实用几何》中的一些内容.这一结果推进了关于《同文算指》和李之藻的相关研究,可为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趋新求变:同文三馆管理运行机制及其启示

我国官办新式学堂由同文三馆(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东同文馆)首开其端,三馆在组织管理结构、管理制度建设、经费来源等方面呈现出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过渡特征。主要表现为:在组织管理结构上管办分离、各司其职,在管理制度建设上华洋结合、趋新求变,在办学经费方面来源稳定、数额充裕。同文三馆经不断发展演进,在不同程度上已初具现代性质,对后起的各类学校产生深远影响,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李之藻《同文算指》“测量三率法”来源研究

“测量三率法”是明朝著名历算学家李之藻编写的《同文算指》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前人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但对此部分内容的来源一直不很清楚。本文利用文献分析方法,深入探讨这部分内容的细节,同时对照德国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的《实用几何》第三卷内容,发现李之藻关于“测量三率法”的表述与克拉维乌斯运用几何方法进行实际测量的内容很接近,二者所使用的工具、测量手段和计算方法都是一样的。因此李之藻的“测量三率法”应是在克拉维乌斯的《实用几何》第三卷内容基础上编译而成的。这一结果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同文算指》的相关研究,可为研究明朝末年西方数学在我国的传播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

中西数学会通的尝试——以《同文算指》(1614年)的编纂为例

明万历年间,西方数学随着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到来而传入中国；同时,徐光启等士人也向传教士学习,并提出了“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试图融合中西数学；《同文算指》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同文算指》的编纂过程及其资料来源,指出《同文算指》不仅翻译了丁先生《实用算术概论》的部分内容,同时还参考了明代算学家周述学的《神道大编历宗算会》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是李之藻试图会通中西数学的一部著作。这对认识明清之际中西数学会通的历程不无裨益。

《同文算指》中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的来源及其影响

一般认为《同文算指》主要是一部翻译作品,大部分内容来自丁先生的《实用算术概论》,同时也参考了一些传统的数学著作。事实上,《同文算指》有更广泛的资料来源,是李之藻试图会通中西数学的一部著作。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指出《同文算指》中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来自德国数学大师斯蒂弗尔的《整数算术》。这种方法与传统算学中的立成释锁法类似,李之藻认为比传统的方法更先进而收录。明清时期的算学家根据《同文算指》的记录对这种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推广,从而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李之藻会通中西数学的目的。

《老子》“同文复出”现象的初步研究

《老子》简本、帛书本、今本有“同文复出”及与之类似的语言现象。“同文复出”是“晚出”的、后人加入的。《老子》原本中的文句近似现象，仅追求意义的相同，并不苛求“文”同。“同文复出”既非“错简”，也非“误入”，而是“引经作注”──一种很特殊的注语。“同文复出”对于认识《老子》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说变，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利玛窦、李之藻与《同文算指》的编纂

明万历年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出于传教的目的,向中国士人介绍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等知识。同时李之藻等一批中国士人也积极向他们学习,并试图会通中西数学。《同文算指》便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在进一步发掘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同文算指》的编纂过程及其资料来源,指出《同文算指》来自多种中西数学著作,是李之藻试图会通中西数学的一次尝试。

关于《文选》与《集》同文异题问题——兼论《文选》非仓促成书

李善以《集》与《文选》所题异,断《赠丁仪》与《又赠丁仪王粲》之"仪"、《为顾彦先赠妇》之"俱云‘赠妇’"与《为顾彦先赠妇二首》之"云‘赠妇’"为"误也"等等,均非圆照。其失乃因一切以《集》为准,而没有注意到这些《集》多非作者手编。即从文献可信度的层面看,《文选》所题未必不及"《集》云"。今人或以此为《文选》成书仓促之一证,其失或仅以《文选》观《文选》,或以今绳古。以古还古,将《文选》放在古代文化背景上考察,至今为止,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其成书仓促。

《同文韵统》中的梵字读音和汉语官话

根据《同文韵统》中的双语对音可看出,清人对梵语读音的理解与古来的传统有异。用来译音的汉字表明,清代中期汉语官话舌尖音和舌根音的舌面化是不同步的,而当时正处在这一演化的初始阶段,舌面音的读法尚未得到全民的承认。

村南系列甲骨中的同文卜辞

屯南系列甲骨卜辞中历组和无名组同文卜辞各具特点。历组的数量大,占村南系列的多半;每套卜骨数量较多,兆序最大数目通常为"三";有兆序相同的同文卜辞;选用左右肩胛骨没有一定之规,见有整套同文卜辞皆用左或右肩胛骨者。无名组同文卜辞总量不多;每套数量亦少,通常为两版一套,三版为一套的仅二见;兆序最大数目为"三",然仅一见。历组和无名组皆有同文但用字不同的做法,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字形构造不同。二是书风不同,其所包含的卜辞往往属于不同的组别,这是探讨各相关组别卜辞时代归属的重要材料。

乾隆时期满文阿礼嘎礼字研究——从《同文韵统》、《大藏全咒》到满文《大藏经》

作为由多民族组成的强大帝国，清代境内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特性之一即是佛教。不论是满、蒙、藏族信仰的藏传佛教还是汉地传统的佛教信仰既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联系的重要纽带，更是统一帝国得以稳固的基础。所以佛教在清代呈现出活跃的气氛，上自皇室，下至大臣平民，

走进徐志摩的康桥世界——《再别康桥》与《咏水仙》的同文阅读

华兹华斯和徐志摩同为康桥的流云,他们的代表作《再别康桥》和《咏水仙》都是"为医治我们当前生活的枯窘,不完全遗忘自然",开出的"一张清淡的药方",犹为神奇的是两首诗可以同文阅读——成为同一首歌!二者的精神联系价值--它导向了文学创新,文化融合、不仅是后人走进他们心灵世界的钥匙,也是研究其文学创作的一个视角。

一种用于数字报纸传真系统的新的同文通信方式

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数字报纸传真系统的新的同文通信方式,采用这种同文通信方式的传真系统,可以有效地采用高通过率的连续式ARQ方式进行传输差错控制,使接收站用户能获得很高的可靠性,并能灵活地增减接收站。

跨文化科学传播中知识的“地方性”再建构——以《浑盖通宪图说》与《同文算指》的编译为例

科学知识的"地方性"不仅指知识产生、形成以及辩护的"地方性",还应包括科学知识在跨文化传播中所渗透的诸如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地方性"。李之藻所处的社会文化传统,所持的文化立场以及其自身的知识储备与科学素养都影响到其对《浑盖通宪图说》与《同文算指》的选构与编译。因此,科学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知识在"地方性"因素参与下的再建构过程。这一再建构过程说明"中心—边缘"式科学传播模式是有失偏颇的,同时还反映出儒家文化在学习与接受异质文化中呈现出的某些特性。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王应电《同文备考》述略

王应电《同文备考》是一部旨在明文字形体源流的字书 ,其释字注重形音义贯通和揭示同一字根内在的谐声关系 ,注音反映了时音和方音 ,采用了异部详略互见的释义方法 ,释义虽多有臆解失误 ,然其在释义中的经验和教训亦有其价值之所在 ,可供研治辞书发展演变史者参考。

微族同文器字体研究

西周不同时段微族同文器铭的字体比较研究表明：即便是同时作器,只要铭文数量不止一篇,微族铭文写手就会倾向于由不同写手分工书写。同时写铭的多位写手的字体风格,有较为保持传统和趋向新潮的区别,因而前者字体的时间偏早,后者字体的时间偏后。就书法水平而言,也是前者高于后者。虽然存在上述差异,但是放在西周同期铭文字体风格的大背景来看,多位写手的总体风格还是相对接近的。因此,多位同时写铭者很可能具有师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