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文馆之争与洋务运动的困境

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是洋务派与顽固派就洋务运动进行的一次较为激烈的争论。争论开始于奕等人要求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并招收科甲正途出身者入馆学习这一提议。顽固派认为洋务派这一提议有违于传统治国之道,事实上则是担心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会危及自身的政治地位。慈禧太后的态度及其产生的作用则更多地表现为对洋务运动的阻碍。虽然从表面上看争论以洋务派的胜利告终,但是这次争论反映了在晚清政治背景下,洋务派在深入推进洋务运动这一问题上所面临的强大阻力。

论同文馆之争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十一月初五日,以洋务派恭亲王奕訢为首的总理衙门,奏议在京师同文馆内添设一馆,专取正途科甲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延聘洋人教习。不料此议一出,朝廷内外“众论纷争”,“日甚一日”;及“久著理学盛名”的大学士倭仁跳出来反对,更闹得满城风雨,几乎使奕訢等人“心灰而气沮”。论争持续达半年之久。这就是近代史上洋务派与极端守旧派之间的同文馆之争。这是洋务派自兴办洋务以来遇到的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第一次较为严重的挑战;双方以同文馆办学为题,就内政、外交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远远超出了教育范围。因此,剖析一下这次论争,对认识清朝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与没落、洋务派的立场与观点、清末教育的变化及与政治的关系,不是没有意义的。

论科技史视野中的“同文馆之争”

通过对"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的提出原由、思想内涵和理论漏洞的考察,揭示出"同文馆之争"的其他面相以及洋务派的科学观。

评晚清两种文化观念的首次公开辩难

围绕京师同文馆应否添设天文算学馆 ,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规模不大影响却颇为久远的讨论。它是在鸦片战争后思想界出现开放与守旧两种观念的分歧并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发生的。如何对待“西学”是这场讨论的焦点。它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进程中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第一次公开交锋 。

中国第一所国立外语学院

当我们已经习惯性地从小接受英语,并理所当然地把它当作主要科目来学习时,在一百多年前的近代中国,他们对这些还充满着怀疑,还在激烈探讨要不要学习外文,要不要接受西方文化。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西方科技的优越性所在,“向西方学习”的呼声不断高涨,而另一边是保守派在为维护中国传统摇旗呐喊。直到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令清廷签订城下之盟,吞下《中英天津条约》的苦果。在如此惨重的打击下,慈禧太后痛定思痛,决定支持洋务运动。而借洋务运动之东风,西学不断涌入,它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发生摩擦冲突,于是一场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激烈交锋——“同文馆之争”,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