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林悲剧观与马克思主义悲剧观的同构与差异

谢林把艺术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并在哲学层面上探讨了悲剧问题。在他建构出来的艺术体系中,悲剧作为绝对者活动的象征,是各种艺术形式中的最高者。悲剧的本质在于自由和必然性(命运)的冲突与和解。青年卢卡奇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他的悲剧观局限于谢林式的唯心主义视域中。他把谢林“自由和必然性”的范畴转化为“生命和本质”,并在《小说理论》中将这些用于“个体”的概念提升到“总体性”的高度。马克思提出了“现代悲剧”的概念,悲剧行动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绝对者,而是活生生的、包含了全人类的社会整体。谢林的“自由和必然性”范畴分别被转化为“社会整体的自由”和“历史的必然要求”。雷蒙德·威廉斯则以“异化”概念解释了社会革命(或变革)中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从谢林到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理论,不但见证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而且呈现出高度的同构性。谢林的观点对理解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