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韩同盟中韩国的同盟困境、行为选择及未来走向

虽然美韩同盟一直是韩国最为倚重的对外关系,但自同盟成立伊始就呈现“美主韩从”的非对称性特征,韩国也一直是美国锚在东北亚的“棋子”。“美主韩从”的这种非对称性特征使韩国面临着被“抛弃”和被“牵连”的两难同盟困境。出于减缓这种两难同盟困境的考虑,韩国在对外行为中遵循着“追随美国前提下谋求自主性”的行为选择逻辑,并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领域进行了谋求自主性的尝试。鉴于区域与全球地缘环境的巨变,未来韩国被“抛弃”的同盟困境很难发生,而大概率会卷入被“牵连”的同盟困境。

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美日多维度防卫合作与日本的战略选择

日本提出建设“多维度综合防卫力”,通过主动调整国内防卫政策,消除同盟的不确定性,以确保周边环境的所谓“安全”,这是在美日同盟结构限制下的被动战略选择。日本自主调整防卫政策推动了美日防卫合作向着多维度方向发展。被重新建构的美日同盟规范,又会限制日本的战略选择。日本对美日同盟的依赖决定了它的选择方向,而选择又进一步加深了依赖并持续循环,使日本陷于自我限定的同盟困境。尽管日本一直有着“被牵连的担忧”,但受到同盟规范的束缚,日本的选择空间将越来越小,被卷入盟国与他国冲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近期日本在“四国机制”、俄乌冲突等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已经表明,身陷同盟困境的日本很难超越“被抛弃的恐惧”,最终会越来越倾向于追随盟国介入军事行动。

同盟困境与美日同盟——日本的同盟政策分析

同盟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也是一个战争扩散的通道,同盟困境所显现的是同盟国间基于国家理性,围绕着利益、权力、地位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政策选择行为上的合作与冲突。本文以日美同盟的战后发展过程为主线,以美日政策互动为核心,考察了各个时期日本维系同盟政策行为的根源,并在同盟框架内对不同政策的相关性进行了部分梳理。

权力变迁视角下的美韩同盟困境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一直都是美国拓展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自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以及特朗普推行“印太战略”以来,美国尤为强调同盟的重要性,将同盟视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但是,美国的盟友们并没有设立和美国相同的战略目标。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因美国盟友间战略目标的差异,美国与同盟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本文以美韩同盟为案例,探讨在中美权力变迁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关系如何变化,美国的同盟管理面临着何种困难。本文运用了非对称同盟关系的分析框架,以评估大国和小国结盟时不同的收益和成本计算,论述了权力变迁时期衰退国家普遍采取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其同盟关系。案例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崛起且美国加强与中国的竞争,美国结盟的成本变小,而结盟带给美国的收益则增加了;韩国在与美国结盟的过程中收益变小,成本变大;美韩同盟面临着“大国担心被抛弃—小国担心被牵连”的困境。值得强调的是,美韩同盟关系的变化是权力变迁时期的结构变化所致,且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很可能普遍存在这种困境。

战略收缩、同盟牵连与美国政策困境

在明确认定中国是其首要战略对手,且为应对“中国挑战”将战略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的情况下,美国对俄政策的理性选择应当是改善与俄罗斯关系、分化中俄乃至联俄制华。但美国的实际选择却与这种理性选择的预期相反,2022年美国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和支持乌克兰进一步加剧了美俄对抗态势。本文研究了美国对俄政策偏离理性最优选项的原因。美国要想更有力地遏制中国就必须进行战略收缩以集中资源,而进行战略收缩就必须更多依赖盟友的力量,必须对盟友提供更可信的同盟承诺以回应盟国的安全关切。俄罗斯正是美国欧洲盟友的主要安全威胁。美国要想保持对盟国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就必须站在盟友一边与俄罗斯为敌;而要想缓和与俄罗斯关系以减少资源消耗,则将失去欧洲乃至全球盟友的信任。这种矛盾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对俄政策的选择空间。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同盟体系有可能在客观上起到缓解而非加剧中国外部战略压力的作用。

“追随”或“自主”：美澳同盟中澳大利亚外交困境与选择

二战后,美澳同盟一直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基石,为其发展提供了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但受同盟"连累"与"抛弃"困境影响,澳大利亚在对外政策制定中也面临着"追随"或"自主"的行为选择困境。作为同盟中的非主导国,澳大利亚遵循"美澳同盟关系稳固前提下的有限自主"的行为选择逻辑。受此影响,一方面,澳大利亚在对外行为中优先追求安全利益,在美澳同盟框架下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希望继续倚借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地位维持其既得利益和国家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一定程度的外交自主选择空间,提升其作为"中等强国"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同盟困境”管理与日本对华关系变迁

日美同盟对复交50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产生着战略性与结构性的影响作用。日本对同盟关系中“被抛弃”困境的经典应对,即强固日美纽带、调整对华策略的双轨路径,对中日关系产生影响。“尼克松冲击”象征的同盟信任危机与中美日关系变动,是促使日本1972年决定快速对华复交的外部重要推手。20世纪80—90年代,日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及同盟“漂流”危机,由于冷战结构及“西强中弱”的双重因素加持,日本双轨应对的对华影响总体呈正向或平稳态势。其后中国经济总量超日,日本担心美方“重华轻日”、对华“迁就”,在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大幅强化同盟并开始摸索对华缓和,其双轨应对的效果从此日益呈现正反分化乃至对立。而“特朗普冲击”一度使日本对同盟可靠性产生严重危机感,遂行“拥抱美国”对策以及以对华接近为核心的阶段性“异常”战术对冲。拜登执政后,日本总体上对同盟恢复信心,但俄乌冲突事件使之担忧“东亚有事”时美国的介入方式及程度,遂以激进方式稳固并拴留同盟,在对华强硬的同时也注意规避正面冲突。中日复交50年来,日本的同盟管理成效持续影响着中日关系乃至地区格局,值得关注与探讨。

同盟政治的安全困境——连累抛弃模型的解释力及其局限

同盟政治是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在热衷探讨的一个问题。无论是为了增强抵抗威胁的能力,还是为了获取自主或安全,或是为了“搭便车”,只有当国家利益具有重合性时,同盟才有可能形成。但盟友利益的重合度随着时空的移转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从而造成盟友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斯奈德在对一些同盟实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连累抛弃模型。但是斯奈德的模型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于防御性同盟虽有相当的解释能力,而用于说明进攻性同盟时,则存有缺陷。

冷战后美日同盟:从“漂流”到强化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双边同盟,美日同盟是二战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推进遏制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结束后,随着美日共同敌人的消失、经贸摩擦的加剧以及日本综合国力的提升,美日非对称性同盟陷入困境之中,处于一种“漂流”状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日同盟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一调整是两国政策互动的结果,代表着美日两国要以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为核心、以多边安全为补充,在东北亚构筑一种霸权稳定模式的安全秩序。

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及规避

"牵连"风险是同盟政治的特有现象,会使结盟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并损害其国家利益,但它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加以管控和规避。现有文献提出了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即"纠缠"理论和"行动自由"理论,来对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问题进行解释。本文将首先对"牵连"及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纠缠"进行定义和厘清;然后分别论述"纠缠"理论和"行动自由"理论,对其进行比较并指出其不足;最后以美韩军事同盟为案例进行理论验证。本文认为,同盟中强势的一方更为担忧受牵连,弱势的一方更为担心被抛弃,规避"牵连"风险的措施对它们在效果上也存在差异。探讨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问题,对于理解同盟政治和大国结盟外交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美韩非对称性同盟对朝核困局影响探析——以文在寅政府时期为例

朝核问题是冷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热点问题,一直影响着本地区的安全。并且,由于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特性以及该地区的大国安全博弈,朝核问题的解决难度与日俱增。长期以来,韩国将美韩同盟视为朝核危机发酵期的安全保障,同时,朝鲜亦因美韩同盟的持续强化而极速推进核武力建设,最终导致朝核危局愈演愈烈。应当说,朝核危机与美韩同盟两者间已互为因变量。然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战略指向不仅是半岛无核化,更主要的战略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体系服务。因此,“美主韩从”性质的美韩同盟会使韩国本身的战略指向发生偏移,最终,非对称性质的美韩同盟可能会成为阻碍半岛和平繁荣的关键因素。

新时期的美日关系:回顾与展望

9·11以后,美日关系和美欧关系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势:美欧之间争吵不休,美日之间紧密的合作;美欧分歧使同盟关系面临“生存危机”,而美日立场的一致使同盟步入了“最好的时期”。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呢?本文通过对美日关系的历史考察和与美欧关系的比较,揭示出了日本政策与对策的某种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对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论体系因素对联盟稳定的影响

在新现实主义者的论断中,两极体系意味着同盟的稳定,而多极体系则作为不利于同盟稳定的因素与之对立。然而在一定形态下的多极体系也包含有两极体系所具有的可促进联盟稳定的变量,而两极体系也存在被新现实主义者视为多极体系才拥有的不利于同盟稳定的因素。文章将借助格伦·施耐德的联盟困境概念定义联盟稳定,并通过神圣同盟与冷战中两大联盟体系的比较重新审视两极及多极体系对于联盟稳定的利弊影响。

成本与困境:同盟理论的新探索

同盟的功能发挥与同盟成本、同盟困境存在紧密联系。同盟成本包括同盟硬成本与同盟软成本,前者指同盟的组织成本及同盟行动成本,后者指同盟的声誉与可信性。同盟困境包括传统同盟困境与新同盟困境,前者指的是传统的牵连与抛弃困境,后者指的是同盟针对对象与同盟经济伙伴的同一性困境,以及在同一同盟体系内各个同盟之间存在猜疑与纷争的同盟间困境。同盟成本与同盟困境相互作用,对同盟运行构成影响。

特朗普政权下的日美关系与“后安倍时代”日本对外战略走向——基于同盟安全困境视角的分析

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剧烈变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影响,日美关系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运用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安全困境理论,结合这一时期日美同盟之间的复杂互动,分析日本对同盟框架中“抛弃”和“牵连”的担忧。前者体现在日美同盟建立时期的历史问题以及在同盟建立之后对朝鲜、韩国和中国三国的外交关系上;后者体现在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的外交关系上。为解决日美同盟存在的安全困境,日本需要在“抛弃”和“牵连”的成本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后安倍时代”的日本面对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日美决策者关系等诸多不确定性,将在维持日美同盟稳定性的同时,追求对外战略的自主性,包括增强自己独立的国家军事实力、提高为美国提供合作的能力,在更广范围内塑造更为有利的地区和全球机制并增加话语权、降低自己与潜在对手冲突和紧张程度、寻求通过更广泛的稳定多边机制来减轻日美同盟对自己的捆绑,走一条更灵活的“亲美自主”的道路。

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及美国的应对

冷战结束之后,美日同盟的不稳定性凸显,主要体现为军事同盟的性质无法满足当前时代的安全需要,内在的不平等性和"欠制度化"也使其效能不足。同时,日本国内政治的变化、美日国家利益的差异和历史问题等因素也影响着同盟的稳固。2015年4月,美日通过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以图增强时代适应性、推动同盟转型,其思路有两个方面:一是推动日本以"再军事化"为核心的所谓国家"正常化",让日本分担更多的同盟责任;二是把日本"拴在"美国的战略轨道上,继续服从于其霸权战略。但是,美国的举措将继续受制于日本国内政治,并使得同盟管理更趋复杂。同时,美国通过改变手段继续寻求控制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并推动同盟向"基于中国威胁"转型。

新时期韩美同盟政策纷争、同盟协调、关系调整及其影响

在影响韩美同盟的因素中,朝鲜因素一直是重要外部变量。文在寅上台后,韩美双方在朝鲜半岛政策上出现严重分歧。为此,本文分析了韩美同盟成立以来双方在不同时期朝鲜半岛政策问题上的考量和动机,探究了当前韩美双方朝鲜半岛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及其限度,指出韩美同盟调整不仅对韩国国内局势、韩朝关系和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有重要影响,还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朝鲜因素依然是韩美同盟未来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重要张力,同盟关系的非平衡性对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负外部性愈加明显,文在寅政府通过责任国防建设推进韩美同盟转型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本国利益和美国霸权对朝鲜半岛安全问题和统一问题的重大影响。

威慑抑或纵容: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信号与冲突

文章基于信号理论分析了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售信号及其对地区冲突的影响。结合同盟困境与威慑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军事信号,既可能发挥威慑作用,也可能陷入同盟困境。在分析了军事信号的沉没成本和束手成本之后,文章构建了美国、亚太盟国、挑战者三方动态博弈模型,发现了冲突爆发的条件。为了用数据检验假设,文章整理出澳大利亚、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这11个国家在1970～2007年期间的数据,构建了面板二值选择模型。统计模型显示,美国对亚太盟国军售主要起威慑效应,如果美国对某个盟国军售数量较高,甚至占该国军费的较大比重时,会一定程度上增强该盟国的军事能力,改变挑战国对战争结果的预期,降低挑战国发动战争的概率。但是美国很难借助军售信号的具体变化来管控、约束盟国。纵容效应则体现在"总贸易额"和"军费"这两个变量上,若美国与盟国的"总贸易额"越高,亦即该盟国与美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则这类盟国卷入冲突的风险越高。同时,军费较高的国家,陷入冲突的风险较高。因此,尽管美国的军售信号体现了威慑效应,但是对于经济依赖程度较高的盟国或者军费较高的盟国,美国的同盟管控效果不强。

“间接消耗战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苏联安全战略再考察

中苏交恶造就了中国的反苏战备政策。在改革开放初,由于苏联威胁难有定论,中国只得同时推进战备和经济建设。而苏联和越南的扩张刺激中国先后实施了外交公关和边界作战等措施,并形成了通过打击苏联的盟友来消耗苏联的"间接消耗战略"。强力对抗使中国的决策者意识到苏联威胁是有限的,于是调整了中国的安全战略,即以"间接消耗战略"破解苏联的战略包围,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备战改为裁军。到1985年,中国决策者最终确认苏联威胁是有限的,并将安全判断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苏联为摆脱沉重的负担而约束盟友,满足了中国的安全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