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

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美国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为了应对朝鲜的威胁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存在,美国一直谋求强化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同时,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美国极力构筑起三边安全协作的体系。但美国对于韩国和日本在非安全领域的对立却不愿过度介入,尤其是在历史问题上,美国不愿过深地卷入韩日两国的争端,从而导致美日韩三边关系存在重大隐患。随着近期韩日关系的不断恶化,韩国和日本之间的争端已从历史问题波及经济领域,最终直接影响安全领域,从而暴露出美国在同盟管理方式上的弊端。

美日智库交流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同盟管理——美日代表性智库互动视角

面对特朗普冲击,美日主流智库的同盟认知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牢固。基于对中国安全挑战的一致认识,美日智库不断为两国持续强化同盟关系提供智力支持。基于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和特朗普的独特性,美日智库在多边主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建议无法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但是美日智库的国际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美国对日本的重视,也为日本提供了缓解美国对日中接近的疑虑的渠道,有利于双方避免误判、巩固共识。中国可以促进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但是利用特朗普冲击分化美日同盟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当前中日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在于两国对多边国际贸易秩序的重视,中日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两国在维护多边贸易秩序方面是否能持续满足彼此的期待。

有限战略收缩下的同盟关系管理:奥巴马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

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是指大国在国际上减少大战略投入的一种行为,它往往是在大国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战略收缩时期,大国在同盟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被牵连'或者'被抛弃'的可能性,而是成本与风险之间的权衡,即如何使国际战略资源投入的减少不带来战略风险的大幅度上升。2008年以来,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都面临一定程度的战略收缩压力,并采取了看上去有很大差异的做法。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的不同政策,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美国战略收缩过程的基本逻辑和可能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平时期世界大国的有限战略收缩及其对同盟关系的影响。

高阶依赖、社会性权力与美国及其盟国政策的一致性

作者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哪些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盟国处在由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所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作为社会网络中的节点,它们既对其他节点存在依赖,也被其他节点所依赖。依赖会导致从属和被支配,被依赖则会产生权力,两者都会影响它们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研究显示,美国盟国对美国的一阶依赖、对更多社会网络节点的高阶依赖以及其他社会网络节点对美国盟国的依赖都会不同程度地对美国盟国与美国政策的一致性产生影响。其中,美国盟国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与美国的共同盟国数量、与美国的混合第三方数量以及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会正向影响双方的政策一致性,美国盟国在贸易、军事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等领域的多边社会网络中因位置优势而获得的社会性权力会负向影响双方的政策一致性。这意味着中国要想缓解美国联合盟国所带来的战略压力、更有效地发展与美国盟国的合作关系,可优先从那些社会网络位置重要,对美国军事依赖程度较低,与美国的共同盟国、混合第三方以及与美国共同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量较少的美国盟国入手。

如何经营与“危险盟友”的关系?——澳美同盟机制探析

长期结盟是“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支柱。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如何经营跟美国这样一个“危险盟友”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同盟的最终状态。作为位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在经营澳美同盟时,澳大利亚还面临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坚持亚太地区身份还是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是否坚持和维护本国的独立性、对澳美同盟基石的认知等四重张力的影响。澳大利亚通过调整自身战略和部队部署态势配合美国战略调整的需求以巩固美国对地区的投入;同时,积极主动打造既与美国关联又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地区网络,来对冲美国意愿不足或者无能为力的情况。澳大利亚在经营澳美同盟时表现出的判断、意图和机制有助于理解其他美国盟友的国际行为特征。

对冲中的摇摆:三边互动下的日本“印太战略”演进

日本“印太战略”作为一种对冲战略在近年出现了显著摇摆:从针对中国的制衡性举动,到一度表现出与中国合作的姿态,再到出现成为美国“印太战略”附从的趋向。在中国、美国、日本三边互动视野下分析日本“印太战略”的波动,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摇摆的机理。除了既有研究所强调的体系与单元结构要素,美国亚太盟国在中美间所采取的对冲战略还受美国同盟管理策略与中国对外战略姿态这两个进程性变量的共同影响。美国的同盟管理策略影响其亚太盟国对美国的追随动力。是否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则决定中国对这些国家是以克制安抚还是坚决斗争为主,进而影响到它们配合美国制衡中国的强度。二者的组合促使美国亚太盟国的对冲战略在“促美制华”“联美制华”“随美制华”“左右摇摆”“左右为难”以及“对华接触”之间摇摆变化。对美国对日同盟政策、中国对日政策态势以及日本“印太战略”调整变化的追踪梳理验证了这一判断。美国亚太盟国对冲战略的摇摆轨迹由中美两国的策略选择所共同塑造,中国对此应坚持“两手对两手”的策略。

共识下的游离: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

由于同盟关系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往往被视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实际上两国间不乏分歧。由于和中国实力对比的差异、战略选择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分歧的影响,美日在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与应对上存在差异。这在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看来,中国军力增强的主要影响在于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主导权,但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安全威胁。而日本的认知更为复杂,除了关心中国军力增强可能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变化外,还担心中国军力增强对日本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美国主要是基于霸权战略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防范与限制的政策。日本则主要是基于地区主导权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孤立和制衡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应根据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差异采取相应的策略,利用美日之间的分歧,削弱美日同盟的对华安全压力。

文在寅政府的对日外交困境:原因与影响

文在寅政府执政后不久即大幅调整对日政策,在多个问题上与日本政府陷入争执,最终日本发起韩日贸易争端,两国关系陷入低谷。这个结果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韩日两国产业结构日趋同质化引发的激烈经济竞争,两国在政治价值观上所主张的国家间“实质性正义”与“程序性正义”的矛盾,韩国国内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和民族主义对文在寅对日政策选项的压缩,常态性和突发性安全问题对韩日矛盾的催化作用,美国对其东亚同盟体系管理不善等。这些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使文在寅政府难以扭转对日外交困局,并最终对韩日关系、区域与全球经济秩序、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造成显著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