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QUAD):从松散协调到同盟行为体

2021年是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即该地缘政治团体从过去松散协调过渡到了同盟行为体。回顾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推出概念、铺设战略、同盟演进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属于松散协调状态,后者则是形成同盟行为体阶段。之所以认为美日印澳已经从松散协调团体发展到同盟行为体,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该合作组织已经开始塑造共同的行为规范,并欲图在印太地区垄断规则。推动美日印澳实现同盟行为体的动力总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般性动机的利益追求,二是新冠疫情、国家关系变化等带来的特殊背景,三是共同针对性的形成。三者的结合推动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的同盟化。鉴于美日印澳四边合作机制是以中国为主要针对目标,因此该组织的同盟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也将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作为应对措施,中国应实施“周边优先”战略,推进与周边国家相互尊重的“1+1”领导人峰会机制,推进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全面深化,以应对当前迅速变化的“印太”地缘政治局势。

中国与日本：同盟行为的比较分析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由于同盟结构和文化因素不同而产生迥异的同盟行为。两个同盟都是由两个拥有各自主权但却彼此不平等的参与者组成,这样的同盟也是非对称和分层级的。这两个国家都很少有真正的同盟,从防务领域到政治经济领域,他们各自曾经拥有的同盟都承载着过于沉重的期望。

政商交往中官员失范行为及其规控

官商力量对比构成了官商交往行为策略与方式选择的基本情境。依据官员与商人在互动过程中显现出来的依赖性程度差异将官商互动分成三类基本情境:官强商弱、商强官弱、官商对等,官员在不同情景下通常会对应采取'拉拢型'行为、'同盟型'行为和'操纵型'行为。控制官员官商失范行为,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必须在官商之'清'的底线上,划定良性合作之道,设计激励性措施,保障官商恪守边界的同时,积极促进官商之亲,共推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应当进一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范官商行为界限的基础上,根据官商交往的基本情境和官员行为的内在逻辑,有针对性设计规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