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裁判中刑法同类解释规则运用的反思与重塑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准确理解刑法兜底条款和概括规定的重要解释方法,该规则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实践中对该规则的接受、认可和运用。司法裁判中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具体适用对象以刑法条文中的概括规定为主,可进一步细分为刑法条文中的兜底条款或概括规定、立法解释中的兜底条款、司法解释中的兜底条款或概括规定和刑法条文中的概括规定+司法解释中的概括规定(兜底条款)四种类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在“出罪”或从轻处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规则误用、轻视、刑法兜底条款的误读等问题。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不当运用会产生定罪层面的扩张性、量刑层面的失衡性和同案不同判等负价值,其背后根源在于对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存在认识误区及将该规则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偏位。应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规范定位、运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立场一致、增强运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裁判说理能力、防止对理论通说观点的过度背离四个方面重新构建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实践运用的合理路径。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适用对象的反思与证成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与刑法兜底条款相互依存,构成了我国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研究和适用的特殊镜像。实际上,刑法兜底条款与刑法例示规定是种属关系。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对象应是刑法例示规定。刑法例示规定的规范构造包括典型事项具体列举+“等”或“其他”标识词+概括词三个要素,并且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刑法例示规定可区分为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两种。应摒弃学界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理解刑法所有兜底条款或所有包含“等”或“其他”用语条款的普遍甚至唯一规则的抽象叙事,而回归司法实证和实务操作视角,对我国刑法文本中所有包含“等”或“其他”的501处表述进行重新分类,在剔除原本不属于刑法例示规定以及无法和无须适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情形以后,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对象精确锁定到116处刑法例示规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分层分类的适用思路:对于其中符合理想类型的例示规定,首先适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并通过客观目的解释予以补充,即遵循由形式—实质的解释逻辑和路径;对于不符合理想类型(即现实类型)的例示规定,应以目的解释为引导,以法条的客观目的对例示规定本身的“不典型”予以补足,并兼顾文义、体系等因素的协调,合理确定该刑法例示规定的规范边界。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一个反思性的证立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确定具有重要价值,我国刑事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裁判中的适法统一对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运用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但是,刑法学界关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关注呈现出“碎片化”、“工具化”、“符号化”倾向,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操作性不强且缺乏与其他解释方法的融合,由此造成理论供给与实务需求的严重失衡。刑法同类解释规则要想真正回应现实需求并具备作为一种刑法解释方法的一般性特征和应有属性,应重点聚焦解决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什么”以及“怎么用”两个层面问题。一方面,在澄清认识误区的基础上,依托于该规则的概念回归、适用条件、基本定位等支点完成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构建;另一方面,基于过程调控和结果调控视角,通过判断标准和结论校验两个维度确定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操作原理。

论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中的“同类”

我国刑法解释和司法实务对同类解释规则的运用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同类”标准的供需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风险,亟须从释义学层面对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同类”的判断标准加以探讨。“同类”标准的本质是相似性,相似性判断的对象并非仅指具体列举事项和概括项,而是待决案件、具体列举事项和概括项三者及其相互关系。应将“同类”标准中的相似性界定为相关相似性,并在与相关差异性的权重比较中得出相似性的初步结论,进而从价值判断、中间参照物、结论校验三个方面确定相似性判断的应然维度。行为方式的同质性、法益侵害的相当性和刑罚当罚的等值性,是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同类”标准的判断要素。行为方式主要是指犯罪行为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同质性判断需要适当借助与行为相关的辅助要素;法益侵害相当性需要关注法益变更、程度和后果并结合完整构成要件作实质判断;刑罚当罚性可对刑法例示规定的涵摄范围作一定拓展,等值性的判断既要着眼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整体视野,也要根据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稳妥进行。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及其方法论意义:一个本体论的证成

同类解释规则滥觞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体系,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刑事法学领域后受到学界关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在我国大致经历了有实无名、初始关注、本土起始、研究深入等四个阶段,但仍存在理论研究碎片化、实操性不强、与其他法律解释方法融合度不高等不足。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用于对特定词语的分析、对加重犯或加重情节的认定以及对不同罪名之间的区分性认定,是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应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场合(条件)限定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能够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列举的事项归纳出“同类”要素。从体系定位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刑法体系解释的下位概念,其运用是一个多种解释方法融合的过程。从基本属性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一项中性的法律解释规则,该规则本身并不具有限制或者扩张的价值属性,也没有严格限定的主体要求。从价值导向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层面的实现,其操作过程运用的类比方法,既是法律推理中逻辑关系的彰显,也维护了逻辑对推理过程的约束力,其遵循的同等对待原则和正义理念,则是对刑法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和维护,确保了刑法解释结论的实质合理性和正当性。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中的“同类”:学说评论与机能展开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中“同类”之判断标准,有犯罪构成符合说、同一类型说(类似情形说)和实质符合说等不同理论观点。实质符合说强调罪名实质内涵,并重视明示行为类型本质特征,是较为可取的立场。它不但是个罪兜底条款的解释原理,而且是双层次同类判断的指导标准。在第一层次,我们应判断违法行为是否符合罪名实质内涵;在第二层次,我们应判断违法行为是否符合明示行为类型本质特征。其中,实质内涵主要通过保护法益予以挖掘,本质特征主要结合规范保护目的进行提取。通过这种双层次同类判断,我们能够合理确定刑法兜底条款规制范围。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一个方法论上的确立

同类解释规则滥觞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体系,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刑事法学领域后受到学界关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在我国大致经历了“有实无名”、初始关注、本土起始、研究深入四个阶段,但也存在体系化、本体论、规范论等方面的研究不足。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用于对特定词语的分析、对加重犯或加重情节的认定以及对不同罪名之间的区分性认定,是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研究中的三个认识误区。应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场合(条件)限定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能够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列举的事项归纳出“同类”要素,并与宽泛意义上的同类解释、同一解释、同类性质解释等相区分。从体系定位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刑法体系解释的下位概念,其运用是一个多种解释方法融合的过程。从基本属性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一项中性的法律解释规则,该规则本身并不具有限制或者扩张的价值属性,也没有严格限定的主体要求。从价值导向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层面的实现,其操作过程运用的类比方法,既是法律推理中逻辑关系的彰显,也维护了逻辑对推理过程的约束力,其遵循的同等对待原则和正义理念,则是对刑法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和维护,确保了刑法解释结论的实质合理性和正当性。

同类解释规则的方法论反思——以疫情期间哄抬物价为视角

从构造上看,同类解释规则是体系解释在条文内部的具体化,其适用具有较高的文本要求;同类解释规则的规范功能,在于合理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无论是从构造的角度还是规范功能的角度,同类解释规则都无法作为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原则。通过同类解释规则,否定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入罪的观点,不具有合理性。对兜底条款的解释应当回归一般的解释方法,将同类解释规则消解在传统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之中,并结合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等其他解释方法合力得出解释结论。适用兜底条款将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具有相应的教义学根据。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司法适用的法理与路径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明确具有重要价值。理论界关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关注均集中于“符号化”的抽象叙事或者个罪(案)分析时的“一笔带过”,呈现十分明显的“碎片化”趋势和“工具化”倾向,缺乏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的一般性特征和应有属性,由此造成理论供给与实务需求之间的严重脱节,亟须在司法适用层面完成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体系化构建。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司法适用指涉的对象并非具体列举事项和概括词语,而是待决案件、具体列举事项和概括词语三者的“相似性”关系。确定规范类型、选择比较基点、提取事物本质、实现等置处理是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司法适用的方法步骤。在规范类型的确定上,既要在规范类型与待决案件相互“沟通”的基础上探寻规范类型的具体化意蕴,也要对待决案件作类型化处理;在比较基点的选择上,通盘考虑特征的异同面及其权重,并着眼于核心特征的固定;事物本质的提取是一个体系化整理的过程,对刑法条文已经规定的本质要求不作降格处理,并遵循同一犯罪不同领域事物本质意义脉络的一致性;在等置处理的实现上,将犯罪构成要件作为等置处理的依据,审慎考虑等置处理的“法内”效果和“法外”效果,同时关注司法解释规定的除外情形。

刑法中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

当前对兜底条款的主要解释方法为同类解释规则,但该规则在学术理解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误区和困境。该解释方法不能概括兜底条款的全部适用范围,还存在任意解释的缺陷,不能准确划定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同类解释规则本身的标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滥觞于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的指导功能被遗漏忽视。立法活动总是围绕规范保护目的进行,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作为法律文义表达的部分内容,均受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制约,发挥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限定行为入罪范围。此外,相较于模糊、抽象的兜底条款,例示条文具有明确行为类型的作用。因此,就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而言,应采用行为类型标准说,更有利于行为刑事违法性的判定,以避免规范保护目的成为兜底条款的唯一解释依据,从而产生将实质违法性作为唯一入罪理由的风险。重视规范保护目的及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双重制约,有助于实现法安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解释论视角下约定竞业限制主体泛化问题及完善

竞业限制是平衡保护商业秘密和劳动者权益、企业创新和人才合理流动的重要制度。在实践中,约定竞业限制主体之“其他保密人员”的泛化问题较为严重。究其成因,从解释论的视角出发,对于规定主体的兜底性条款,同类解释规则和目的解释无法厘清其范围;对于竞业客体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也不统一,因此,司法中法官对竞业主体难以进行实质审查,造成了上述问题。借鉴国外经验和其他部门法,应当从立法出发对相关条文进行补充完善,对列举加概括性条款增加纵向列举项,对商业秘密增设标准,力争对竞业限制主体中的其他保密人员进行限缩,更好地保护弱势劳动者利益。

兜底条款适用的法解释技术--季频诉宜兴市宜城公安派出所治安处罚案评析

兜底条款是立法者为克服成文法局限性而采用的一种立法技术。在行政法上,兜底条款适用并没有行政裁量的空间,只要穷尽例示情形,兜底条款就有适用的可能性;“与同条款中已经明确列举的情形相联系”和“参照同条款已经明确列举的情形所设置的标准”作为兜底条款适用另外两个前提,通过“季案”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同时,“季案”还为兜底条款创设了同类解释和重叠适用禁止两个适用规则。“季案”提出的“价值上相同或相似性”“性质、影响程度等一致性”“合立法目的性”三个兜底条款的适用条件,不仅进一步规范了兜底条款的适用,同时也将最高人民法院在《座谈会纪要》中确立的“两条件说”发展为“三要件说”。

洗钱罪中“其他方法”的解释

对洗钱罪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进行解释时,应遵循"只含同类"规则,即只有与洗钱罪其他四种明示列举的方法具有相当性,属于同一类的行为方法才能被解释为"其他方法"。在解释时还要注意与国际公约的协调,并满足国内的现实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洗钱罪的司法解释没有将获取、占有、使用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解释为"其他方法",这是一个缺陷。这些行为也应当被列入"其他方法"中。

注水肉类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体系解释

对于注水猪肉或注水牛肉,只要符合前置法所要求的质量标准,就不应当被认定为刑法中“掺杂、掺假”或“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大量引发争议的有罪判决。主要问题在于刑事司法忽视了刑法条文体系解释的运用。条文体系解释是避免司法合法与个案正义相冲突的第一道防线,其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基础与指向为同类解释规则与法益保护目的。同类解释规则的基本内容是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参照的是刑法列明的最严重行为或后果,功能在于作为出罪或刑轻的理由。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益内核为消费者权益,其次才是市场秩序。按照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前置法或前置规范中属于合格产品的,不应被解释为刑法中的伪劣产品。合格产品是构成本罪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解释的限度条件。

合同诈骗罪兜底条款范围之界定

兜底条款解释的“无计划性”在适应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维持了法的稳定。在合同诈骗罪兜底条款适用中,解释规则的不确定导致合同诈骗罪兜底条款范围的模糊,合同诈骗罪呈现口袋化趋势。合同诈骗罪兜底条款的范围界定需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基于经济犯罪的二次违法、同质性特征,以符合构成要件为基本,运用“列明行为为参照”的同类解释规则进行合理判断,才能够兼顾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双向发展。

“列举+概括”式刑事立法的缺陷及克服——以普通强奸罪为例

"列举+概括"这种刑事立法方式在落实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要求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刑法的开放性与灵活性,因而在晚近20余年刑法的制定与修改过程之中,立法者愈来愈重视采用此种立法方式。在对刑法的概括式规定进行解释时,应当遵循同类解释规则。根据同类解释规则,普通强奸罪罪状中的"其他手段"不是泛指一切手段,而是特指与暴力、胁迫相当的,足以压制被害妇女反抗的手段。乘机强奸行为不能评价为普通强奸罪,因而有必要经由修法增设乘机强奸罪以弥补普通强奸罪的处罚漏洞。单纯通过概括式规定不能完全实现刑法的开放性与灵活性,为了防止处罚漏洞的出现,立法者在采用"列举+概括"这种立法方式同时应当注意相关刑法条文之间的紧密衔接。

论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合理适用——以宋某非法经营保安业务案为例

由于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本身强大的涵盖面,再加之司法解释不断地对其扩大解释且没有严格的限制,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导致该罪沦为一个新的"口袋罪"而饱受诟病。本文以宋某非法经营保安业务案为例,对非法经营罪的"兜底条款"从"违反国家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和"情节严重"三方面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并随之对案件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合理适用本罪的"兜底条款"。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兜底性规定及其教义学限缩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有“兜底性罪名”的趋向。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兜底性规定既包括兜底性行为内容,也涉及兜底性行为对象。界定该罪的兜底性规定,不能基于存在列举性规定便适用同类解释规则。针对兜底性规定冲击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导致处罚边界扩张的问题,有必要在厘定保护法益、考虑关联因素的条件下确立目的性限缩标准。兜底性行为内容是除列举性行为内容以外的构成要件层面的犯罪,兜底性行为对象仅限于刑法调整范围内除毒品、枪支、淫秽物品以外国家规定禁止或限制制作、销售、持有的物品。

破坏生产经营罪中“其他方法”的认定——以“反向刷单”第一案为例

破坏生产经营罪保护的法益是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收益,而非财产所有权或生产经营秩序。同时,由于同类解释规则并非解释兜底条款的唯一选择,只有在兜底条款的类型特征不够明确时方才使用。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于该罪实行行为的类型特征已经足够明确,应当适用平义解释规则对＂其他方法＂的范围进行认定。所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应当包括一切造成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环节生产和经营利益受损的行为。

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路径

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行为对象的数字化与行为方式的电子化。解释论立场的对立在具体路径上表现为主观文义解释与客观文义解释之争。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解析刑法条文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规范意义,应当舍主观文义解释而择客观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在存在论意义上只可能是主观的,客观目的解释这一解释方法存在先天的逻辑缺陷。主观目的解释可以与客观解释论立场兼容。同类解释规则可以视作主观目的解释对体系解释的补充,对“同类”的判断应当重视行为的实质可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