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与鲁迅的“同路人”论

“第三种人”与鲁迅存在历史与理论上的一些“交集”,他们都曾自认为或者被认为是“同路人”。“第三种人”论争时期鲁迅的“同路人”论述是对“第三种人”转向言论的回应。鲁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指向“同路人”情感维度的“拥抱力”概念。“同路人”无法“限定”鲁迅,他更多地是运用这一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来思考和解决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问题。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蒋光慈与“同路人”问题在中国的输入

“同路人”问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到过关注,但却并未深入展开的一个领域。本文主要依据当日史料,并以蒋光慈和“同路人”的关系为线索,探讨“同路人”问题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情况,试图以此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同路人”的定义域有多大?——论长堀祐造近作《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

2015年3月，人间出版社（台北）发行了长堀祐造的著作《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此书是日本鲁迅研究界整体格局中的一个拓进，长堀祜造对鲁迅思想资源中过去不常为人提及的托洛茨基进行了多个角度的梳理和辨析，并将这一精神质素视为一个源头性特征，尝试对鲁迅逝后在中国范围内发生的重大影响事件做出新的评价和阐释。

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

以俄苏"同路人"文学和上海左翼文艺运动为背景,瞿秋白对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思想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鲁迅去世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背景上称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地位所作的结论代表了鲁迅思想研究的不同阶段。梳理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向"圣人"的历史移位与归位,并重新思考"同路人"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学价值,将丰富和充实"鲁迅本体"研究的新思路。

作为共产党同路人的鲁迅

加盟"左联",是鲁迅思想左倾的标志性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鲁迅与"左联"这样的左翼团体的关系具有虽结盟却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特点。鲁迅的左倾首先体现在对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上,这在显示鲁迅对胡适等人从政治诉求到基本人格严重隔膜的同时,也显示出现实中尖锐的政党对立已经全面渗透到知识分子阶层。其次,鲁迅的左倾也体现在对国民党当局的批判中。鲁迅对当局的批判与当时共产党人的思想认识也还有一定距离。晚年鲁迅的定位,只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正是这一定位决定了当初鲁迅的加盟"左联","左联"成立后不久,鲁迅就与其中的部分人士产生隔膜,但双方都力争维持着同盟关系。不过,双方都郁积着诸多不满,最终导致了"左联"结束时以不欢而散宣告同盟关系的破产。

“同路人”问题在中国——以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同路人"是苏联二十年代文学中的突出现象,在中国,鲁迅和冯雪峰是重要的理论引介者和批评实践者。尽管中苏两国在所处的革命阶段上存在差异,但"同路人"理论传播和投射到中国,又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革命进程中"向前"和"反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后来被称为"现代派"的施蛰存、戴望舒及杜衡等人冀图以此来确认自己的文艺创作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的发生,使得他们与"同路人"这一概念背后的政党性与组织性正面遭遇。最终左翼阵营做出了团结"同路人"的决策,他们对文艺战线上"同路人"的关系处理不像苏联那样以体制的形式展开,而是以不断反思、总结经验的方式来进行。

论文艺自由论辩中的“同路人”问题

本文通过对文艺自由论辩中"自由人"、"第三种人"和"同路人"之间关系的梳理,力图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同路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革命话语的一个衍生性的表达,所谓的"同路人"必须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革命主体的界定中才能存在。

从“同路人”到“第三种人”——论1930年代左翼文化对现代派群体的影响

1920年代末至30年代,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刘呐鸥等现代派群体深受左翼文化的影响,一度倾向革命,热衷普罗文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现代派群体从"同路人"转向了"第三种人",他们提倡文艺自由的文学主张遭到了左翼阵营的批判,从而陷入了左翼文化影响的焦虑。

鲁迅与苏联“同路人”文学

十月革命后苏联出现的“同路人”文学标志着当时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 ,鲁迅积极译介“同路人”文学 ,并对这一文学多有论述。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态度有时也很复杂 ,这与他对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学的态度相关 ,“同路人”文学的现代主义艺术质素 ,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现实主义艺术的师承 ,是鲁迅亲和“同路人”文学的又一重要原因。

引导者或同路人?——从历史维度思考当下中国女性主义文论中男性学者的身份问题

中国男性学者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身份是一个令人困惑已久的问题,他们以什么样的身份介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直接决定了他们的话语立场和价值取向。该文将男性学者与女性学者的关系特征主要分为两种:引导型和同路人型。每一中类型下又分为几个次类型,将每种类型分刨缕析之后,得出中国男性学者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三种身份。

女性主义文学的同路人——台湾言情文学二三谈

台湾言情文学的作家大都为女性。它是在前期女性文学对女性婚姻悲剧充分展示的基础上 ,正面呼唤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它开始把女性作为精神主体 ,作为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力量去表现 ,对世代相衍的“男优女劣”、“男尊女卑”观念大胆质疑 ,但女性的依附性和被观照性仍显而易见。它对父权文化还有一种自觉的认同与维护 ,并向落后的封建伦理道德俯首称臣。因此 ,它只能算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同路人 。

从鲁迅对同路人文学的翻译看鲁迅晚年的精神世界

"同路人"是俄国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他们在俄国专制社会中成长,了解那个社会,同时又厌恶那个社会,用犀利的笔触抨击那个社会。他们希望变革社会,同情革命,但又抱有怀疑。鲁迅晚年翻译了大量"同路人"文学,耐人寻味。他对"同路人"作家评价很高,不仅是从艺术的角度,也是从思想的角度。而且,鲁迅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看成与"同路人"类似的作家,而非革命作家。他关心"同路人"作家在苏俄革命政权建立后的命运,有几分惺惺相惜的味道。

央视网手机电视:CMMB的同路人

“都是一派胡言。”记者从央视网不同层面的工作人员那里得到的答复是一致的，即央视网否认此前国内某知名媒体的“奥运让6亿元收入央视网囊中”的报道。该报道言之凿凿，一度曾广为转载、追捧。

鲁迅与受基督教影响的俄国“同路人”作家

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之间,俄国涌现了数不清的优秀作家,他们虽还未真正接触这次无产阶级革命,但几位作家业已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图拿起笔来改变这个腐朽的、即将分崩离析的旧俄国。其中很多作家从小接触基督教,这对于他们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他们的作品中基督教的影子俯拾皆是。鲁迅在其作品中提到的"同路人"作家有伦支、雅各武莱夫、绥甫林娜、勃洛克四位作家,通过鲁迅对于上述几位作家的评论以及对各作家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可以把握鲁迅对于基督教的理解,特别是在接受基督教时的舍取倾向。

鲁迅与“同路人”文学

鲁迅与“同路人”文学●王福湘这是鲁迅研究中一个已经受到关注但还有待深入的课题。它不仅是指鲁迅对苏联“同路人”文学的翻译评介，而且涉及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接受与选择，也不仅和二十年代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直接相关，而且与鲁迅后期思想发展乃至...

论前苏联20年代文学中的“同路人”现象

前苏联文学中的所谓“同路人”，指的是资产阶级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是由托洛茨基于１９２３年首先提出来的。“同路人”这一重要文学现象的存在，是由“同路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地位、同路人问题引起的重大争论和当局的干预、“同路人”的命运及其对国家文学发展的影响等几个因素决定的。“同路人”作家的悲剧命运，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