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拂郎献天马”同题集咏刍议

关于"拂郎献天马"的同题集咏,是元代文化、文学界一次热闹非凡的盛事。集咏参与者朝野皆有,遍布四大族群、五大宗教,足见元代中国文学地图之宏阔,作家队伍构成之多元,且多元作家能关心同一问题,文化情感亲密无间。在题咏中,作者多洋溢着傲视往古的盛世心态,诗风和雅舂容,这也融入了元代诗歌的整体风貌。对于天马的交口称赞,有胡风国俗的影响;汉族士子的用典,又幽微地体现出坎壈失志的无奈,这也是元人对于同一事件的多元情感抒发的不错例证。且元人对于此事的吟咏,游走于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之间,对于"他者"的文化想象,或与明清域外小说一脉相承。

论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以同题集咏创作为例

同题集咏是元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参与创作的既有汉族诗人,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北方民族诗人同题集咏创作丰赡,代表人物有马祖常、贯云石、石抹宜孙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豪纵阔达的时空感、灵动自然的动态美。这类诗歌是元代施行汉法、多元开发的时代产物,也与文人雅集的时代风尚、托诗留名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它见证了元代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元初诗歌与同题集咏

元初诗歌是同题集咏发展史上的最高峰,登上这一顶峰的无疑是月泉吟社,参与人数达2000多人,创造了同题集咏的历史。元初同题集咏短时间内集中出现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历代同题集咏衍变的结果,是诗社规模急剧扩大后必然的选择,是伴随着理学背景下遗民群体第一次出现而造就的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采用同题集咏的形式与元初遗民诗社活动多借用科举考试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很好地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对后世诗社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咏事诗同题集咏析论

同题集咏是元诗重要的文学现象,节妇和忠孝是元代咏事同题集咏中影响最大的两类,理学在元代的成熟是促进元代咏事诗同题集咏繁荣的主要原因。咏事同题集咏是对真人真事的纪实,继承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传统。元代咏事同题集咏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同题集咏的形式维礼,宣传舆论,维护社会秩序,体现了同题集咏的诗教功能。同题集咏这种形式对元诗叙事结构和叙事能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浙派扬州诗人群落的“同题集咏”唱和活动——以“扬州二马”为中心

浙派诗人是清代诗史上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诗人群体,这一群体以杭州为策源地,在杭州、扬州和津门等地都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诗人活动群落。以“扬州二马”的小玲珑山馆、程梦星和张四科的“篠园”等平台为基础,浙派诗人之间的诗歌唱和活动频繁,“同题集咏”是他们经常采用的方式,较为著名的是围绕“汉铜雁足镫”“金陵移梅”“《山海经》塑像”“梅花纸帐”“朱碧山银槎”等文物或活动展开的大规模集咏活动。浙派诗人在扬州唱和的结集《焦山纪游集》《林屋唱酬集》《摄山游草》《韩江雅集》等也可视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同题集咏”活动。“扬州二马”是“同题集咏”活动的核心人物,他们不但亲身参与了唱和活动,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唱和活动提供了载体、平台和其他物质保障。

元仁宗儒治视域下的同题集咏现象探析——以郭郁为视角

儒治是概括元仁宗在位期间统治特点的常见表述,其内涵具有多向度的阐释空间。在仁宗儒治的总体氛围下,这一时期的同题集咏别具探析意义。以围绕地方官郭郁展开的多次集咏为例,时人借此寄予着对仁宗儒治和儒家文化的深切体认。相较于判别作品本身的质量高下,这些在元代同题集咏群像中显示出独特性的样本从文学上与仁宗儒治达成的文史互证价值值得留意。

元末隐士群体的同题集咏与诗风变迁

同题集咏在元末非常盛行,诗、文、书、图、印共存的同题集咏成为群体间隐逸人格构建的主要模式,深化了历代以来隐逸文化的内涵。元末诗坛在多次大型的同题集咏中追慕魏晋,形成"平淡""尚清""雅逸""率真""重情"的诗风,完成了对元中期雅正盛世诗风的转变。隐逸文化的盛行,引发了同题集咏的流行,也使元末诗风在精神上直接超越盛唐而与魏晋对接。同题集咏确立了元末诗风的品格,对我们重新认识元诗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元代清官及文学书写

长期的元杂剧研究将元代视为没有清官的时代,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种刻板印象遮蔽了元代清官本来的面目。历史上,元代不仅有清官,而且数量众多。元代多民族融合,出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清官,这是元代清官的一大特色。元代诗文中存在大量清官的书写,以诗存史,诗史互证,保存了许多底层清官的勤政为民事迹,表达了对清官的尊敬之情。这些诗文丰富了元诗的清官书写,成为元诗宝贵的历史记忆。

元人“芦花被”同题集咏探析

元代畏吾文士贯云石曾作《芦花被诗》,结果 "人间喧传",成了元人颇具特色的同题集咏,并开创了一个表现隐逸情怀的文学母题。贯氏诗作中的骄傲自信为汉族士大夫所向往,其恬淡情怀也融入到元诗风貌之中。"芦花被"的题咏持续时间长,一直到明清;题材范围不限于诗,还有散曲。贯云石成为集咏的中心,是其政治、文化地位使然;元代多族士人以诗结缘,表现出对于同一话题的兴趣,是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

元末明初诗书画“三绝”艺术与同题集咏的生命寄托

诗书画"三绝"艺术不仅可以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为文人所推崇,而且它还牵连着作者的创作心态与文艺观念。元末明初,吴中一带的"三绝"艺术创作异常丰富,通过考察文人之间诸种形态的同题集咏,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元明之际文艺思潮的过渡以及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动。这种集咏方式同样可以视为元代文艺精神对于元明之际文人的一种深远吸引力。

元诗同题集咏中的诗文图共存及其文学史意义

诗文图共存是元诗一个显著的现象,"诗文图同一"观念深深影响着元人的艺术风格和文风走向。元人借助诗文图共存的方式表达人生理想、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操,推动了明清文人对诗文图三者结合的艺术形式的认同。诗文图共存的同题集咏是一种表达生命态度的方式,隐藏着对现实的认知和强烈的儒家伦理诉求,是元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折射。诗文图三者文体互补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大,大大提高文化传播价值,丰富了史书不具有的细节,达到以图文证史的目的。

元代“三节堂”同题诗文集咏探析

高昌偰氏家族在元初由西域入居中土,其中一支还在元末迁居高丽。该家族以“三节六桂”称名于时,元代名儒多有题咏,且体裁多样。“儒林四杰”之一柳贯的《三节堂诗》堪称中国叙事诗发展史上的佳构。元儒对于服膺中华文化且文武双全的西域家族充满尊重,并认为这是王道教化无远弗至的表现。通过集咏作品,也可以看到元人厌乱思治的文学思潮,陈旅的“节义”观念还展现出了士大夫的人文关怀,且题咏辐射到了朝鲜半岛,跨越僧俗,从西域到朝鲜,展现出一幅无比辽阔的“中华文学”地图,史所罕有。对于该问题的梳理、探讨,可以更好地揭橥元代文学“华夷一体”的独特风貌,亦可探寻高昌偰氏家族渐次融于中华文化的历史轨迹与心路历程。其中的教益,可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历史的借鉴。

楊維楨《壺月軒記》所附元人詩詠考證

在新見楊維楨《壺月軒記》册頁的後半部分,有元末明初六位文人的題詠,均是圍繞上海壺月軒而展開。本文通過對六人題詠的考察,揭示當時以楊維楨爲核心的松江文人圈的雅集酬唱,既是元代流行的同題集詠的典型事例,也是元明之際江南書風的一個縮影,爲藝術史研究呈現了新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