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二世名号和东法兰克政治变迁

东法兰克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拥有多种不同名号,体现出使用者对相应名号背后政权形态的不同想象。根据对路德维希自己所接受的“巴伐利亚国王”“东法兰克国王”等头衔的研究,可以看到名号与东法兰克政治变迁和国家升格的对应关系。通过与路德维希二世名号几种他人表达形式的对比,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中古早期法兰克政权存在与古典日耳曼和近代德意志不同的政治形态,因而路德维希二世政权及其民族特性的认定也宜重新评估。

司徒:从职官到转世活佛系统名号的演变——元明时期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重要遗珍

司徒是西周至元代之间中央政府机构的重要职官之一,经历了从实职到加官、赠官的演变。至元代,中央政府开始将司徒用于西藏等涉藏地区首领的封授,封授对象既有俗官,也有僧官,均为握有实权和影响较大的人物。明代继承了元代这一传统,并且司徒逐渐演变成藏传佛教转世活佛系统的名号,并沿用至今。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涉藏地区僧俗首领司徒等职的封授,对涉藏地区的治理和疆域的一统产生了积极作用,司徒一词也逐渐融入藏族文化之中,是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等涉藏地区的重要遗珍,是历史上汉藏文化交融的又一实证,充分反映出元、明两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等涉藏地区的治理,藏族历史上对中央政府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

“名”何以为“际”?--论天人关系视域下的董仲舒名号学说

在《深察名号》篇中,董仲舒将“名”视作为沟通天道与人事之“际”。就字义来看,“际”包含合际、分际与交际三层含义。“天人之际”提示出天与人既相合、又相分,同时彼此交往互通的复杂关系。以此落实于对“名”的考察,可以发现:“名”不仅扮演了人与物之“际”,同时也将神秘的、不可知的“天意”“天道”转化为理性的、现实的政治秩序,乃至成为制约君权的力量。而声音作为“名号”的重要因素,既规定了“名”与“号”的本质义涵,经由声音的枝蔓与延伸,“圣人所发天意”的名号才得以贯通、乃至塑造人伦与政治各个方面。

唐代初赐功臣名号研究

功臣名号是功臣制度的一部分,但正式的功臣名号出现在具体哪一时段,一直有很大争议。梳理唐高祖朝功臣表彰情况和唐僖宗朝的功臣名号,可以明确“王言等于官方认定”和“功臣名号是特定荣誉称号”两个标准,由此断定唐高祖时期的“太原元谋”等不是正式的功臣名号。由于唐玄宗掌权前后剧烈变动的功臣政策,“唐元功臣”也并未成为真正意义的功臣名号。初赐功臣名号的时间当以唐代宗所颁赐“宝应功臣”为始。颁赐功臣名号的目的是表彰和宣传护持君父的“正义之举”,并形成独特的历史记忆。

由名号入诗看白居易在宋代的接受

白居易名号入宋诗,体现其在宋代的接受。宋诗提及白居易,或为专述,或为旁涉,包括因其地思其人、阅读仿效追和其诗、评价其人其诗其事、用其典故四种情境。以不同名号、情感色彩入诗,与不同地域、作品关联入诗,呈现出差异化的白居易形象。经众人手笔,其形象又逐渐趋同,集中呈现为闲适隐逸、才子诗人、文人雅聚、为官有为、学佛参禅、多情风流、多病长寿、后嗣艰难等类型。与白居易搭配入诗的人物,同样事关其接受。宋诗中白居易常与元稹等人并称,与陶渊明等人对举,这推动了白居易形象的定格。

书名号使用规则及实例分析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图书出版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因此,一线编校人员的编校加工格外重要。在《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中,标点符号使用差错因记错分值较低,容易被忽视。标点符号虽“小”,但也是整本图书的基础。书名号作为标点符号的一种,用于标示作品的名称,但书名的复杂多样使编辑和作者在用书名号标示书名时存在困惑。基于此,文章调研大量资料,采用实例分析法,将准许使用、滥用、根据指称意义的不同使用书名号的规定,以及用书名号标示书名的规则,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整理,总结出使用书名号时,除了要依据GB/T 15834—2011《标点符号用法》进行查证,还要根据书名的具体内容确定书名号的标示位置,书名的具体内容可通过查阅“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确定,同时需要注意是否存在多册/多卷使用同一个书号的情况等规律,并提炼书名号一些常见、易错的使用规则,旨在帮助编校人员和作者避免书稿中的书名号使用差错,进而提高图书的编校质量。

两汉罪己诏:基于“深察名号”的伦理治理

两汉罪己诏是皇帝自省的特殊文本,也是两汉时期的一种特殊政治现象,发挥着服务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治理作用。两汉罪己诏的罪己看似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归咎自责,但文本的展开却是从名实关系角度进行的不同“深察”;人们通过“观天意”而“循天意”,形成了“名生于真”的规定性,为两汉罪己诏提供了“名顺于天”的逻辑前提,使得罪己形式的治理实践始终以“名号”的真意为准则,通过析名见义、循名求实、揽名责实等方式展开具体的“深察”,进而按照“名伦等物”的价值准则形成治理举措、礼治秩序。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对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两汉罪己诏存在一定的虚伪性,但仍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原来还有这些"名号"

在古代,除了姓、名、字、号,还有许多名号,比如年号、庙号、谥( shì)号等. 年号 年号是皇帝用来纪年的名号,纪年的第一年叫作"元年",如果改年号,就叫"改元". 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是汉武帝,他一生用了11个年号,据说他只要遇到值得纪念的事情就换一个年号.有一次,汉武帝猎到一只独角白麒麟,他认为这是祥瑞之兆,于是把年号改为"元狩",以示纪念;没过几年,他又发现了一只宝鼎,认为这也是祥瑞之兆,于是又改年号为"元鼎".

书名号族长的地下宫殿

上期回顾吟游诗人分隔号留下纸条,请乔蓬蓬去汉字王国博物馆见族长。一“族长先生,你好……”乔蓬蓬弯下腰来行礼,忽然心头一震,“你……你怎么知道我叫乔蓬蓬?”“我们族长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小连从乔蓬蓬的肩膀上滑下来,一边迈步往里走,一边扯着嗓子问,“老爷子,我师哥在吗?”

书名号用法补充规则

(1)不能视为作品的课程、课题、奖品奖状、商标、证照、组织机构、会议、活动等名称,不应用书名号。下面为书名号误用的示例。示例1:本市将召开《全国食用天然色素应用研讨会》。(误用)示例2:本报将于今年暑假举行《墨宝杯》书法大赛。(误用)(2)有的名称应根据指称意义的不同确定是否使用书名号。如文艺晚会指一项活动时,不用书名号.

《满语名号研究》评介

綦中明博士的《满语名号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从满语名号为切入点,通过对满语名号语义的阐释,进而论证了满语与满族的生态环境、社会制度文化及精神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仅是探究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实证研究,也是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结合研究不可多得的范式之作。

五帝名号考辨

"五帝"是战国诸子对史前传说人物的总称,从战国末年开始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传说人物名称合而为一的现象。这种混合称谓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古书注解、史前史研究,乃至旅游业中历史文化内涵的开发。传说人物的名号合并,分析起来原因不一,却都是在特定需要或者某些误解下文化因素的综合现象。而传统叙事史是导致历史学上同类错误的原始驱动力,今天的历史研究有必要抑制对故事细节和丰富性的过分追求,否则研究越勤则伪史越多。

“巴渝舞”名号及曲辞嬗变探研

"巴渝舞"为唐前极重要的一种歌舞,随着朝政更迭,其名号异代异称,其曲辞屡屡改变。汉世之前,名号为"巴渝舞",曲辞未详。两汉之时分为两个阶段:建安十八年前,其名号、曲辞皆袭前代;其后,因王粲创作新辞,名号曲辞均有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变易递增,情况复杂。隋代罢用"巴渝舞",史皆不载。唐代重视"巴渝舞",有文人模拟而作。唐后,渐次衰亡,翻览载记,忽焉似亡。

石勒的政治名号与政权建构——兼论十六国法统之汉晋复归

石勒自称其政治名号,肇始于光初二年(319)正月与刘曜的交恶。这一交恶是刘聪与石勒矛盾延续的结果。随后石勒一度担心"假尊窃号,取讥四方"。刺激其自号的是刘曜在同年(319)六月以"赵"为国号等的国制建设。这不仅使石勒新招徕的平阳流人被煽动,而且使其用以凝聚内部的"河北认同"受到挑战。赵元年(319)十一月石勒的自号包括赵王、大将军、大单于三个不同系列的政治名号。石勒依春秋封国之例建国,又依"魏王在邺故事",将赵王位视作即皇帝位的阶梯。石勒以赵王兼大单于,是依汉国太子兼单于之例,自置于储君之位。太和二年(329)石勒灭刘曜政权后,先后称"天王"、即皇帝位,越过汉国法统,以水德承晋金德。与刘曜以"冒顿配天"不同,石勒回复到华夏王朝的正统轨道上。总体而言,石勒基于历史法统构建政治名号。灭刘曜前遵循汉国、单于法统,其后回归周、汉、晋法统。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深察名号”与汉儒对礼制秩序的价值探索——以《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为中心的考察

"深察名号"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治国思想。它既继承三代的礼治传统和百家的名实理论,又超越了诸子技术性的名号治国论,通过深察名号的道德意蕴,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其后汉儒继承了这一思想方法,特别是为汉章帝制汉礼作理论清理的《白虎通义》,更是把名号的道德价值贯穿到礼制的各个领域之中。但由于古人的道德理想既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也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它走向衰亡的历史宿命。

汉藏佛教的交流与融合:汉藏罗汉名号解析

罗汉是最能反映汉、藏佛教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题材。在从事罗汉的研究时,首先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罗汉汉、藏译名。汉地罗汉名号一般依据唐代玄奘译《法住记》所记。藏文文献中关于罗汉有众多的供养法、礼拜仪轨、传记故事等,是对汉文译典的重要补充,其中出现不同的藏译名号也可以与玄奘的汉译名进行很好的对勘研究,从而厘清玄奘译名中来历不详的名号。汉藏罗汉名号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处反映了两种佛教传统的深厚渊源和彼此交融。

古代汉文史籍中的吐蕃大臣名号考

在古代汉文史籍中记载了众多吐蕃时期的历史人物生平及名号,但汉文所载名号与藏文实际名号差异较大,给藏族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文章根据古代汉藏著名史籍及吐蕃语言特征、汉藏翻译规律等,对古代汉文史籍中吐蕃大臣名号的由来及变化进行考证,以利学术规范。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

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经历了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外宰相名号制度是唐后期以来藩镇干预朝政的产物,它的演变体现了朝廷对节度使控制政策的变化;超级宰相名号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反映了唐宋时期优宠年高德劭宰相政策及中央政治体制变迁;在任宰相名号由三省长官演变为左、右丞相,奠定了元朝宰相名号制度之基础;宰相加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集贤院大学士等制度,一方面促进了唐宋文化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修史者不敢直笔当代政事,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

《汉语大字典》书名号标注识误

《汉语大字典》引证丰富,由于编者对引用古书不熟,文意理解出现偏颇,直接导致在标点方面出现严重问题。经过十年修订,《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对原版标点错误有所纠正,但标点问题仍然不少。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存在的书名号标注失误分作七类,列举33例进行了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