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碑志与敦煌文献的互证——以《阴叔玉墓志》与P.2625《敦煌名族志》为中心

外地出土的敦煌相关碑志,一直是敦煌学界关注的研究重点。近年出土于西安的阴叔玉墓志,志主称武威郡人,实为敦煌人士。其人虽不见于传世典籍,但在敦煌文献P. 2625《敦煌名族志》、莫高窟壁画题记等材料中均有记载。阴叔玉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初唐时期敦煌地区明经擢第的唯一一人,他在开元年间任邢州平乡县尉,后来定居长安,死后葬于高阳原。通过对该墓志与敦煌文献的综合比对,能够为判定P. 2625的抄写时代、莫高窟第217窟始建时间等,提供新的佐证。

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撰写时间和张氏族源考释

本文经过对《敦煌名族志》内容研究考订,结合《新唐书》、《旧唐书》进行研究,认为《敦煌名族志》撰写时间是开元十一年到开元十五年之间,敦煌地区的张氏来源主要有清河、南阳、安定和江东,主要部分是南阳和清河,从唐朝初年,吐鲁番地区已经将南阳与清河混为一起,张淮深封爵南阳郡开国公之后,很多清河张姓改称郡望南阳。

秩序的确立:《新安名族志》的编撰与意义

本文通过解读《新安名族志》力图揭示传统徽州社会对秩序的重视。确立秩序的主要依据是文化背景和官秩,这使徽州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徽州商人亦秉承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新安名族志》的编撰过程体现了立序标准的确立、立序主体的作为以及该志的文化内涵。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与版本

对于《新安名族志》的编纂过程 ,日本多贺秋五郎和郑力民都曾经作过探讨 ,但不少问题仍然模糊不清。经过对各版本和相关资料的分析 ,本文认为 ,该书的编纂过程为 :元代陈栎曾经有过一个未予“梓布”的《新安大族志》 ,到明代中叶 ,郑佐和洪垣将其刊刻 ;叶本静、汪孟、戴廷明等人以 10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采辑、编纂的工作 ,完成了《新安名族志》 ,于嘉靖二十九年刊刻 ;程尚宽认为这个本子还不够完善 ,又进行了“续补” ,增补了大量的内容。该书的版本 ,据调查有 12种 ,分为 2册、4册和 8册装三种 ,4册本和 8册本是程尚宽“续补”后的刊本 ,2册本大多则是戴廷明等人编纂的本子 ,但几种本子都有增删的情况。

浅议《新安名族志》中有关“章姓”的差错

《新安名族志》是一部研究徽州氏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书之一。但是,其对"章姓"的记述却有重大差错。《新安名族志》之史料,源于各地族谱,但族谱凡涉及人,都遵循"昭穆有序,长幼不乱"的原则。可是,"亦多显者"却乱了规矩,显然不足取。

《新安名族志》的医学文化史价值

《新安名族志》医事资料丰富，有重要的医学文化史价值，包括医学世家、名医数量及其分布、医书及其内容概要、医生道德和疾病等。该书共记载名医115人，其中歙县最多，绩溪最少；在每万人人均名医中，黟县最多，休宁最少。《新安名族志》收录医学专著26部，内容涉及医学文献研究、妇科证治、外科证治、儿科证治、医案、医学教育、针灸、医学经验总结等。该书还展示了医生的高尚道德，记录了一些医学世家的发展史，以及中风、鼻出血、痨瘵、疔疮、难产和传染病等疾病。

《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科举史料校释

《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作为研究徽州历史的重要文献,历来受学者的重视。但由于这两本书都是资料集成型文献,难免存在编撰者主客观等原因造成的失实情况。笔者近年在关注徽州地区科举史料时注意到,两部文献所提供的科举人物信息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体现在科举人物的姓名、中式时间、获得功名等内容的失准。有鉴于此,本文在参考现存乡试录、会试录、地方志、家谱等文献的基础上,对二志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校释,澄清一些记载上的错误,以期方便学界利用。

《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编撰作序题跋刊刻介

《新安大族志》与《新安名族志》,是研究徽州文化的两部重要典籍。长时期来,国内外研究《新安大族志》与《新安名族志》的学者较多,日本国学者多贺秋五郎在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956年第6期发表过《关于〈新安名族志〉》[1],荷兰宋汉理女士发表过博士论文《〈新安大族志〉与中国士绅阶层的发展(800-1600年)》[2],中国学者郑力民发表《〈新安大族志〉考辨--兼谈〈实录新安世家〉》[3].

《新安大族志》考辨──兼谈《实录新安世家》（续）

《新安大族志》考辨──兼谈《实录新安世家》（续）郑力民四、关于《实录新安世家》如前所述，多贺氏曾肯定在《新安大族志》至《新安名族志》之间还有一部《实录新安世家》，但我们遍查群书，均未见著录，甚至不见蛛丝马迹，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然细为察究，终于发现，...

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个案报告

一、棠樾鲍氏宗族的崛起 据明嘉靖《新安名族志》记载,棠樾鲍氏祖先是青州人。西晋永嘉末(公元四世纪初),“青州大乱,于孙避居江南”。东晋咸和年间(326—334),鲍弘任新安郡守,“因占籍郡城西门;继于郡西十五里牌营建别墅。”据《棠樾鲍氏宜忠堂支谱》

敦煌佛爷庙湾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二)——阴氏家族墓考

敦煌佛爷庙湾墓群发掘的6座唐代模印塑像砖墓中,其中弧方形的墓葬形制参照长安地区唐墓可知属高等级墓葬。文章分析了墓葬年代、墓葬等级及P.2523《敦煌名族志》的编撰年代,认为两者均为开元年间,因而认为M123、124、125等墓为外任归葬的敦煌望族——阴氏家族墓葬,其中阴稠或阴仁协以及阴仁希可能与M123具有对应关系。

敦煌张氏家族和高昌张氏家族的关系

本文利用敦煌遗书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参考历史记载,探讨了敦煌张氏家族和高昌张氏家族的渊源,研究了隋唐时期这两大家族的亲密关系,并且论证了这种亲密关系对麹氏王朝高昌国和唐朝西州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安徽宗族历史与徽州宗族社会

宗族的出现，依古人之说是起于继别子，但根本上还是私有制阶级社会的产物。由于财产私有现象在最初只可能存在于少数人中，而且当初的诸多别子又原本就是王室成员，所以原初的宗族也只存在于上层奴隶主贵族社会。而以后，因随各个别子血缘世系的不断延续扩展，大宗小宗的...

试论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遗绪

明清徽州名族处在君主专制社会晚期的科举制时代,中古士族则在君主专制社会中期九品中正制时代,都是世系绵延历时数百年,均致力于本身及社会文化教育事业,为自身凝聚与出仕需要进行族史的撰写,都为坚守门第婚姻而强调门当户对。在这些基本要素方面两者相同,但在出仕上,士族出任高官,长期掌握朝政,名族官宦无常,绝不能操纵政权。鉴于名族与士族表象的类似与实质的相近,可以说名族是士族的遗绪,具有传承士族文化的意义。

《新安大族志》之成就与影响

“郡谱”或全国性统一的谱书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初有官方颁行的《氏族志》。元代，徽州出现一部记载地方氏族的《新安大族志》（以下简称《大族志》）。此后，又陆续涌现出《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形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