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物新证”

《南方文物》自今年第一期起开辟一个新栏目，称作“名物新证”，但没有说明这一名称的始末原由。承编辑部雅意，嘱我就此谈一点相关的意见以及治学心得。

郭沫若名物新证研究述评

处在新旧中西交汇之际,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无论是文学、史学,还是古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等,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郭氏的名物新证研究体现了他运用唯物史观承继传统考据学,并参之以古文字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新兴的科学的观点",融会新旧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扬之水“名物新证”的研究方法小议

近年来,扬之水的“名物新证”为学界所瞩目。围绕扬之水“名物新证”的研究方法,学界产生了多种说法。辨析这些说法的根据,以及扬之水学人养成的学术谱系,可以探知,扬之水的“名物新证”通过师承关系继承了沈从文的“三重证据法”。表现在“名物新证”的研究中,扬之水以文献为主,通过文献与图像、实物的比对、互证,持文献之“名”找“古典”所属之“物”,完成真实历史的考证与叙述。扬之水运用“三重证据法”的“名物新证”,在研究实践层面取得了不少实绩。同时,在研究理论层面,扬之水以“定名与相知”补充沈从文“三重证据法”指向的理论范畴,做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

沟通文物研究与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种作法——评《古诗文名物新证》

历史这座大厦何等辉煌壮丽，它的千门万户当然不能用同一把钥匙打开。治原始社会史的学者们强调的是考古学文化，重视的是物质遗存的组合关系。而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其著述一般立足于文献史料。王国维先生虽提倡“二重证据法”，但他的二重证据实指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还是从文献到文献。

试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急就篇》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本文结合这些出土材料,探讨使用古文献新证、古史新证和名物新证等方法对《急就篇》的研究,并提出《急就篇》的新证研究所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扬之水《诗经》研究小议

扬之水近年基于"名物新证"的《诗经》研究方法在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由《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两部著作,可以看出扬之水研究中继承的前人观点主要为"《诗经》反映社会背景""《国风》非出于民间"及"《诗经》内容与周代礼制息息相关"三点。在研究方法上,扬之水采用考古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但也并未忽视文学性考察,这是其研究长处所在,而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则与过于零散琐碎、不成系统等"名物新证"方法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