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历史编纂学成就考述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纂修开创了一种史书编纂新形式,即"言行录"体例。其可补正史之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本文对《八朝名臣言行录》撰述体例的起源及创立进行了详细考论,对其存传、校补、辑佚史籍等功用予以分析,并通过对宋至清代"言行录"体史书的发展状况的具体细致梳理,体现朱熹"言行录"的影响,以彰显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历史编纂学成就。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荆国王文公》征引文献探析

对北宋名臣王安石的评价,自宋以来褒贬未定,其中南宋理学家朱熹所编《三朝名臣言行录.丞相荆国王文公》对后世影响犹为重大。因《三朝名臣言行录》系辑录他书和文而成,故对相关资料的选录取舍,亦很能反映朱熹的思想政治倾向。但相关研究尚不多见,故本文即通过考辨《丞相荆国王文公》征引文献的史料来源,以探析朱熹通过辑录史料来显示其思想政治倾向的方法与特点。

朱熹《名臣言行录》八百年历史公案

朱熹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从南宋中期乾道八年 ( 1 1 72年 )问世开始 ,第二年就受到吕祖谦的责难 ,从此聚讼纷纭 ,而且争议的重心渐渐从取材、考订转移到“名臣”的涵义、《名臣言行录》的编撰宗旨以及朱熹的编法是否妥当等方面 ,中间再加上详略两种版本的分别 ,一桩历史学术公案 ,变得复杂多彩。本文对这桩八百年公案作了梳理和论述 ,认为朱熹的编撰宗旨和实践并无矛盾和不妥 ,只是后人的理解各有不同 ,而且有些人的理解发生了严重偏差 ,有些人做学问又过于粗疏罢了。

论北宋名相韩琦

韩琦是北宋中叶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勇于为国荐贤,抵御西夏,支持庆历新政,颇为人称道。但他又反对过王安石变法,后人又对他毁誉参半。对于这样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应作出准确的评价。

宋刻本《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考——附录朱子、范如圭、程端蒙、李方子佚文

绪言研究朱子(1130～1200)之际,历来所使用的基本文献乃朱子的文集、语录、古典注释以及朱子所编纂的书籍。本稿是对《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一书所作的考察——因为此书与朱子的语录、文集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至今几乎不为世人所知。笔者第一次得知《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的存在,是根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儒家类》关于本书的记载。后又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珍品图录》见到本书的一张图版。

重视中国古代“廉政”道德的历史遗产

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是延续的,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意识形态,也有它自己历史发展的延续性。

再谈“莫须有”的释义

公元1141年,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被奸相秦桧用“莫须有”的罪名陷害下狱,随后就义于风波亭。“莫须有”三字出处,《宋史·岳飞传》云:“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历来人们将“莫须有”释义为“大概有”或“也许有”,成了无罪受冤的专用词。数年前,王瑞明同志在《“莫须有”辨》(刊《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

元代文献学拾零

元代文献学拾零一、吴师道《战国策校注》所体现的校勘原则曾贻芬吴师道的《战国策校注》完成于泰定二年八月。这部书所体现的校勘原则。继承了自宋叔夏彭后以来不轻易改动旧文的优良传统，并且有所发展。自后汉高诱为《战国策》作注以来，直到南宋初年，始有鲍彪再为之作...

词林系年

公元981年辛巳 宋太平兴国六年 辽乾亨三年 [时事]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九月辛亥,赵普为司徒,再登元辅。 七月,宋太宗拟伐辽,遣使渤海国,令发兵以应,约灭辽之日,幽燕土宇再归中朝,朔漠之外皆给渤海,渤海竟无至者。 [词人行实] 和岘起为太常丞,分司西京,复阶勋章服。[《宋史》卷四三九本传] 寇准在巴东县任。每期会赋役,不出符移,唯县乡里姓名揭县门,民莫敢后者。[《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之二]

“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辨释

钟林斌在《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简论》一书(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民间色彩浓郁的包公戏(陈卅粜米>》一文中,据南宋朱熹编的《五朝名臣言行录》引民间对包拯评论的一段话:“(包拯)知开封府,为人刚严。

宋代的“将相和”

范仲淹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人们熟知他的千古名文《岳阳楼记》,同时也知晓他的“庆历新政”,和他的抵御西夏进犯的功绩,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段与大臣吕夷简“将相和”的美谈吧。景佑三年,范任职开封府尹,目睹掌朝政大权的吕夷简任人不分愚贤,有误国政,遂上《百官图》以斥,並建议仁宗“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结果触怒了吕夷简。吕出身名门,伯父吕蒙正为太宗、真宗三朝宰相,本人历任地方官亦有政绩。

试析“司马光击瓮”故事的史源及其产生背景

"司马光击瓮(或称砸缸)"是宋代以来流传甚广、尽人皆知的经典故事。本文从史源学的角度,对这一历史记载的史料来源做了追踪分析,并进而考察这个故事产生及流行的原因和背景:宋哲宗即位初,司马光肩负天下人冀其"活百姓"之厚望,入朝拜相,革除弊政,有"救焚拯溺"之喻,广为传颂,死后万民敬仰,博得盛誉,在这一政治舆论环境之下,民间逐渐传出司马光儿时击瓮救人的故事,以宣传其仁者形象,此事后借释惠洪《冷斋夜话》之记录流行于南宋,被采入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最终进入《宋史·司马光传》。这个事例提示我们,某些历史故事的形成和传播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除辨析其真伪之外,更应回到当时人的语境之中,去探究这些故事产生的舆论环境及其政治文化涵义。

试论朱熹眼中的张方平

张方平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对其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朱熹对张方平的评价整体上否定多于肯定,直言他是一个“秦不收魏不管”“为正人所恶”“又为王介甫所恶”之人。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和《朱子语类》中,以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的视角刻画出了不同形象的张方平,并加以评论,为我们呈现出他眼中的张方平。可以发现张方平在北宋虽然不像欧、苏等人那样个性鲜明或者作用突出,但是他却是一个联结点,成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其他人物和事件的重要窗口之一。

“威名著于南北”的抗金名将 刘锜

南宋是宋、金南北对峙的历史时期。宋高宗在位的三十五年,正当金太宗、熙宗、海陵王在位,是金的兴盛时期,这时南北征战十分频繁。刘锜恰好生逢其世。邓广铭先生云:'南宋中兴四将,举世以韩、刘、张、岳并称。'(邓恭三《韩世忠年谱》)四将即韩世忠、刘锜、张俊、岳飞。然而,今天提起岳飞、韩世忠,

朱熹评王安石——兼论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理学大家朱熹曾对历史人物作出过许多评论,《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中保存有大量这方面的内容,朱熹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无庸讳言是'义理'。他曾说:'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理存于古今人物。'~①又说:'今理会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②于是,当朱熹将这个'义理'引入社会领域,使之转化为封建社会的仁义礼智、君臣父子、忠孝等纲常伦理道德原则时,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一以人物的行为是否合'理'为准则,象汉高祖、唐太宗等治国平天下的功绩也被一笔抹杀,因为他们都出于利欲之心,不合仁义的。对此,今人多提出过批评。

《范仲淹有志于天下》导读

范仲淹二岁而孤,母贫无靠,再适①常山来氏。既长,知其世家,感泣辞母,去之南都入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寝。或夜昏怠②,辄以水沃③面。往往糜粥④不充,日昃⑤始食,遂大通六经之旨,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选自《宋名臣言行录》)

朱熹的生平及其著述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学问最广博、影响最深远的学者。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宋明理学,只是在朱熹的手里,才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尔后学术思想的发展达六七百年之久,其余波至今未已。明清两代的统治阶级,以皇帝为代表,编纂教育天下后世的书籍,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性理精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