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名辩逻辑的特点与成因

中国名辩逻辑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形式逻辑在进行逻辑分析时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中国名辩逻辑侧重于从概念内涵角度把握概念、分析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具有重内容分析、轻形式推演的特点。决定这一特点的因素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理论的影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源于政治需要的“禁辩”传统，古汉语特质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名辩逻辑衰落之因

中国名辩逻辑经历先秦时期长足发展之后，开始逐步走向衰落，其原因多方面：君主集权，为政治服务，缺乏严密的推理形式，西方逻辑的传入。我们要从中国名辩逻辑发展中吸取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跨世纪之辩:名辩与逻辑——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检视与反思

始于 2 0世纪 80年代末而延续至今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和方法之争 ,是我国逻辑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场争论的核心和主题 ,是中国古代有无“名辩学”以及“名辩逻辑”是否存在的问题 ,而强化对原本意义上的有关名、辩的理论研究 ,则是解决这场纷争的根本途径。

中国逻辑史视野下的先秦易学与名辩学

19世纪以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比照西方逻辑,仅仅将先秦的名辩学看成是中国逻辑史的主要部分。其间虽有对《周易》的涉及,但也是浅尝辄止。本文从《周易》经、传产生的年代,特别是《周易》经、传所蕴涵的逻辑内容与先秦名辩逻辑的代表人物孔子、惠施、邓析等人的思想对比,说明先秦易学逻辑对名辩逻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得出《周易》的经、传发轫了中国古代逻辑中的推类理论,而名辩学尤其是墨家辩学的推类理论则是对自《周易》以来的推类逻辑传统的总结和提高的结论。

孔子是先秦名辩逻辑的重要启蒙思想家

大家都承认,孔子最早提出了“正名”问题,但是对孔子“正名”的性质和意义历来是有歧义的。有的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总认为,孔子的“正名”只具有政治、伦理方面的内容,不具有名辩(逻辑)方面的意义,或者认为孔子只提出了正名的要求,没有提出过其它名辩方面的思想。有人则认为,像“举一反三”、“能近取譬”这样通俗化的名言。

试论先秦名辩逻辑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

作为与西方亚氏逻辑和印度因明并列而称的中国古代土生土长、独自创立的逻辑学说,我们称之为名辩学或名辩逻辑。先秦就是我国古代名辩逻辑的开拓和创立时期,它使我国古代的名辩逻辑达到了最繁荣、最成熟的阶段。因此,总结先秦名辩逻辑的理论成果就可以总观我国古代名辩逻辑的真正水平和突出贡献。

名学、辩学与逻辑

中国古代有名、辩研究之实,而无"名学"、"辩学"之称。自我国近代学者开创以西方传统逻辑参证中国固有名、辩的研究模式后,"名辩"遂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实际上,所谓的"名辩逻辑"是从来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从一些研究者所勾勒的"名辩逻辑"体系来看,其所描画的概念论、命题论、推理论等主要内容,都不是真正的类似于西方传统逻辑那样的逻辑理论,"名辩逻辑"在中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创立,主要得益于古希腊数学方法的借鉴,古希腊的语言学研究也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提供了有益、有力的支持。而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创立亚里士多德逻辑那样的条件。中国古代的科学基本上停留在经验领域,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科学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的几何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几何,缺乏严格推理的手段。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汉语言的特点,也不利于逻辑科学的建立。然而,否定"名辩逻辑"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名辩"的理论研究价值。中国古代的"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名学是中国古代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事物名称的思想理论。中国古代的"辩"即论辩,辩学是中国古代以辩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论辩原则和论辩方法为核心内容的论辩理论。名学不是辩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是不能相互替代、也是不能相互包容的。在中国古代,不存在既非名学、亦非辩学的"名辩学"。

再驳中国古代(先秦)无逻辑学论——对程仲棠教授“答马佩教授”的回复

思维形式是各个具体的思想在抽掉思维具体内容之后所具有的一般内容,它是客观事物某些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的反映。凡有关如何运用思维形式以便于它们能够正确地反映它们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的理论,不管是单纯采用自然语言的论述形式,还是也采用一定的公式(包括使用变项)的论述形式,都属于逻辑学的理论,以这些理论构成一定的系统,也就是逻辑学。"程文"认为只是"由变项和逻辑常项组成"的才是思维形式,是把思维形式和用来刻画思维形式的符号公式混淆了。"程文"所说凡未包含变项的逻辑理论都不能称为逻辑学,完全不符合古今中外逻辑学发展的实际。"程文"认为中国古代所有有关逻辑的论述都未使用变项,此说也未必准确。另外,"程文"认为,主张中国古代有逻辑学,就是把直接受到政治、伦理思想的制约,又与"语言属性"混合的名辩理论当做逻辑学,这与逻辑学的全人类性相矛盾。"程文"的这种观点是对逻辑学的全人类性的误解。"程文"以逻辑学的全人类性为据,为"据西释中"论辩护,是对"据西释中"论的曲解。

近20年名辩本质多元诠释的成绩与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名辩逻辑化"丧失其范式地位,对名辩本质的诠释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阶段。多元诠释推进了名辩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纠正了此前研究对名辩多重内涵的遮蔽,促使学者重新思考名辩学与中国本土逻辑的关系,但也引发了若干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如名辩本身是既定的还是生成的?名辩的本质是一还是多?关于名辩本质的多元诠释之间是何关系?一种谨慎的做法是更加注重名辩的历史衍化及其多重内涵,而不是对名辩的所谓本质做简单化的勘定。

评中国逻辑史研究的中国观和历史观

中国逻辑史是中国固有逻辑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它既包括中国固有逻辑理论在我国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包括中国固有逻辑理论在本土之外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在我国的研究情况,既不是中国逻辑史考察研究的对象,更不能作为划分中国逻辑史历史分期的依据。

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在中国

中国的名辩同西方的逻辑、印度的因明学一样都是闻名世界的逻辑源流，由于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具有全人类性，因此，产生以后的中国名辩逻辑的发展与外域逻辑（包括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传入、普及和弘扬，密切的联系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正是在这种外域逻辑的传人、普及和弘扬的过程中，中国的名辩逻辑才得以汲取了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学的成果，从而最终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具有中国名辩特色的逻辑学体系。

先秦名辨思潮的逻辑果实

（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二年第六期发表了赵纪彬生前所撰《先秦逻辑史论稿·序论——先秦名辩思潮的逻辑果实》一文,对先秦逻辑思想成就作了一些新的探讨。

论先秦演绎推理学说的发展和完善

先秦是我国古代名辩逻辑开始提出、发展和创立的极盛时期,因此,作为屯辩逻辑创立的最重要,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推理学说的发展、创立和逐步完善。当然,作为古代的推理学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主要是指的演绎推理,而关于归纳方面的理论在古代都是非常浅薄的。下面,我们从“类”概念的形成,推理性质与推理形式等方面探讨一下先秦关于演绎推理学说的发展过程和完善程度。

《中国逻辑史》(五卷本)评介

我国迄今为止一部资料最详、内容最全、起止年代最长的中国逻辑史通史性专著——五卷本《中国逻辑史》(以下简称“五卷本”)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事。“五卷本”的问世,标志着我国中国逻辑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又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获得了新的进展。

《墨辩》逻辑范畴三题议

一、《墨辩》逻辑三范畴的含义范畴是人们从某一角度,对事物某一因素、侧面或环节的抽象。人们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总是在范畴这一浓缩的形式中得到表现和确定的。一门科学的认识成果,需要集中体现于一定范畴之中,而成为这门科学的基本概念。方法是范畴在思维过程中的功能表现。方法不是思维的外在形式。

试论先秦儒家对逻辑正名理论的发展和贡献

文章以整个先秦名辩逻辑的发展为背景,比较具体地探讨了先秦儒家在名辩思想特别在正名方面提出的理论见解及其贡献,并分析了先秦儒家未能在正名和名辩方面全面继承、发展名家和墨家逻辑思想成果的缘由。文章认为,孔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开拓者,他最先揭示了名实必须一致的正名原则,突出了“思”的作用,提出了“举一反三”、“能近取譬”等推类方法。孟子也承认自己“好辩”,但又对名辩采取否定态度,因而很少有所建树。荀子是儒家正名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正名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学说,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正名逻辑体系。其中尤以“制名之枢要”最具有创见的理论价值。文章最后指出,先秦儒家虽然为开拓我国古代的正名逻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终因坚持排斥名墨的错误立场,未能对名家和墨家在名辩学说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作出全面的继承,特别在命题和推理形式方面显得极为薄弱和不足,未能使先秦的名辩学说得到更全面的发展。

中国逻辑史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中国逻辑史于1988年7月中旬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第5次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端、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如何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及如何改善中国逻辑史的教学和普及工作等问题。关于中国逻辑思想的发端问题在已经或即将出版的中国逻辑史著作中,不少作者把邓析列为先秦名辩逻辑的开拓者。会上则有人提出,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应以《易经》为开端。因为,(1)《易经》是一部思维工具书,是一个符号系统,有一系列推演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