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博弈机制分析

根据《京都议定书》参与国和缔约国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将《京都议定书》的成员国分为欧盟、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等四类。利用博弈论对《京都议定书》之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进行分析。指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减排联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而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讨论应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界定以排放权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合作框架＂和＂界定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分担框架＂。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制约因素与协同合作

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重要内容,近些年国际社会的努力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具体表现为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存在不同解释,技术创新和转移存在困难,资金支持数额存在分歧,对失去竞争优势存在忧虑等。通过"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方案,制订环境商品和服务清单、促进技术转移,优化资金支持机制,重新修订竞争策略等针对性措施,以协同合作化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分歧。中国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应对气候变暖之间保持平衡,既要维护既有利益,又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前景探析

《京都议定书》第4次缔约方会议计划在2009年底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达成新的全球协议计划,但是能否顺利地达成新协议的预测则比较困难,后"京都"时代的前景依然模糊原因在于: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显然没有给涉及到众多国家利益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谈判留出足够的时间;另一方面,现实中很多阻碍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如各方利益分歧难以协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彻底的落实、《京都议定书》内容的缺陷、理论上的争论不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此,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进程。

企业如何应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挑战

在《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企业通过《京都议定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在为人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从欧盟获得大量资金,支持了国内节能减排事业。《京都议定书》第一阶段即将到期,但有关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哥本哈根谈判,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没有达成具有法律效率的明确协议。全球的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将何去何从,一切好像尚无定论、目标不明,但我们仍须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可能出现的变化和对我国企业产生的影响及早研判,提前应对。

浅论全球化时代的环境外交——以《京都议定书》为例

当环境问题国际化,环境外交便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环境外交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样式。因为环境外交产生的多种效应,使得国际社会各国及其他新兴主体都积极参与其中,这也给我国的环境外交很多启示。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 促中国水泥业变革

经过7年的漫长孕育之后,作为联合国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终于在北京时间2月16日13时正式生效。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履行所承诺的义务。议定书生效后,发达国家所有高耗能、高排放的如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行业都将面临强制性的减排要求。国内专家表示,面临严峻的资源紧缺形势,中国水泥业已无法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京都议定书》将在更深层次上推动我国能源结构的变革。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简介

主要介绍了气候变化方面两个最重要的国际纲领性文件《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背景、主要内容,我国和一些发达大国(如美国、欧盟等)在对温室气体减排等方面不同观点和态度。简要介绍了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会议主要成果及"巴厘岛路线图"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和贡献。

温室气体减排:过去,现在与未来——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使国际气候行动出现新转折

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改变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格局,使《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成为可能。介绍了《京都议定书》的诞生背景及其波折过程,分析了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京都议定书》替代方案和俄罗斯的批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了《京都议定书》的即将生效所带来的新的挑战。

《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履约相关状况及其驱动因素初步分析

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能源署的相关数据，评估了《京都议定书》缔约国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进展情况。研究发现，受金融危机等经济活动的影响，2008 年～2011 年期间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动态变化的趋势。从国别排放看，伞形国家的碳排放量自1990 年始，总体上呈增加的趋势，实现减排目标基本无望；欧盟国家整体完成了8%的减排目标，但各个国家完成情况不尽相同；经济转型国家减排幅度最大。通过能源利用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两个指标分析减排力度较大国家的排放轨迹，发现欧盟国家主要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表现为煤炭比重下降和天然气比重上升）和外贸转移排放实现排放强度的降低，而经济转型国家的排放变化主要缘于其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总体来看，缔约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和利用方式基本稳定，能源利用强度与碳排放强度降低趋缓，在现有能源消费结构下减排潜力有限。

《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的差异辨析

2012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多哈会议确立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反映了南北两大阵营以及欧盟、"伞形集团"和发展中国家三股力量之间长达八年谈判的博弈结果。多哈会议所确立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与第一承诺期存在重大不同,第二承诺期在提高减排力度、灵活机制及其适用资格、排放许可分配方式等方面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有利于确保减排的质量。然而第二承诺期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减排目标的内涵和核算方式上不统一,这为附件一和非附件一缔约方在"德班平台"下提出2020年后的减缓目标和减排进展衡量机制的安排造成了困难;同时,第二承诺期在法律效力上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导致其发展成为以国内法律保障为基础的国际自愿减排体系,进而为后续谈判和机制安排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

《京都议定书》的缺陷分析

自我加强型(self-enforcing)机制是促进气候变化国际协议中各缔约国积极参与温室气体减排的最为关键的激励机制,然而却是《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协议所最欠缺的,致使诸多缔约国消极应对,甚至单方面退出协议,令协议至今难以有效实施。因此如何建立并完善自我加强型的激励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在未来的机制和内容改进中应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1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必须对目前议定书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具有充分和深入的认识。

从履约角度谈《京都议定书》的争议解决机制

为了探究国际能源消耗纠纷的解决机制,比较了《京都议定书》争议解决机制的几种和平解决方法,考察了《京都议定书》的履约情况,认为《京都议定书》表面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协议,实质上是各国对能源消耗控制的协议,争议解决机制中的和平解决方法对解决在能源消耗中各国之间的纠纷,促进世界稳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京都议定书》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我国是《京都议定书》的缔约国,它的生效将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依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影响主要存在于能源电力、林业发展、化学工业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而且在每一个方面的影响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同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及其谈判进程

本文简要介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内容、谈判进程、各主要谈判集团及其主要立场,展望了气候变化谈判前景,简单介绍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

文章从《京都议定书》产生的背景入手 ,阐述了全球变暖的科学事实及对付全球变暖的紧迫性 ;指出《京都议定书》要生效还需要解决履行承诺、灵活机制、碳沉降及美国立场等问题 ,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政治。

论《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对国家发展权的保障及其局限性

《京都议定书》签字以来,减排承诺国家的数量以及内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气候损害补偿机制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具有正当性,对国家发展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障,但其局限性在于发达国家的减排承诺国减少,减排力度有限,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政治意愿不足。在今后的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上,应通过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构替代性国际气候法律约束机制,完善"气候决策"的程序保障机制,提高"气候条约"的强制执行性等方式来保障国家发展权。我国应通过合理构建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法律促进,完善碳排放的司法控制等具体措施来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硬实力。

不同减排领域对附件B缔约方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减排目标的贡献

本文搜集了2014年4月最新提交的附件B 35个主要缔约方报告的2008—2012年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LULUCF),能源,工业过程,溶剂使用,农业及废弃物6个领域的温室气体(GHG)排放与吸收的数据,估算了第一承诺期各领域的相对减排贡献及各缔约方在各领域做出的减排努力。结果表明,各领域减排量占所有领域总减排量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能源62.6%、工业过程13.9%、农业13.4%、LULUCF 7.4%、废弃物2.6%和溶剂使用0.1%;各缔约方在各领域的减排量相当于其基准年总排放量的平均值由大到小分别为:能源8.7%、农业3.0%、LULUCF 2.5%、工业过程1.3%、废弃物0.5%和溶剂使用0.1%。总体而言,能源领域是GHG减排的主导领域,农业和LULUCF起到辅助减排的作用;多数缔约方选择的LULUCF活动产生的核算结果表现为弱GHG吸收汇,其利用LULUCF活动履约的减排贡献相对较小,仅相当于能源领域减排量的12%,但对于新西兰和冰岛的贡献较大,其LULUCF活动产生的汇清除抵消了两国在其他5个领域GHG排放量的50%以上。

《京都议定书》与温室气体国际减排交易制度

《京都议定书》在对发达国家缔约方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的同时,还确定了帮助发达国家缔约方减轻其承担减排义务费用的3个“灵活机制”:“排放交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这些机制构建了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基础,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对中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能源利用率,推行清洁生产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应把握这一机会。

碳交易的法律问题初探——《京都议定书》减排机制及我国的应对

极端天气的频发，使人们对全球变暖问题倍加关注，《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机制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旨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碳交易也逐渐活跃起来，如日初生。①世行预计2008年至2012年之间，碳交易市场交易规模可达到每年600亿美元。欧洲市场已成为碳交易的中心地带，碳交易的规则多变，涉及的问题繁多，我国对此所涉的法律问题探讨极少，亟需熟悉对碳交易市场中的法律规则，发现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积极参加到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去。

LULUCF在《京都议定书》履约中的作用

根据主要附件I缔约方2011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递交的1990—2009年国家温室气体(GHG)排放清单数据,包括报告的《京都议定书》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数据,对其LULUCF GHG源/汇趋势、《京都议定书》缔约方LULUCF相关活动在履约中的作用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对缔约方会议确定的森林管理活动汇清除的限额进行评估。分析表明,1990—2009年,附件I缔约方LULUCF总体表现为净GHG汇清除,且总体上呈波浪式增加趋势,20年增加了65.9%,但年际波动较大。1990年LULUCF汇清除相当于GHG排放总量的7.41%,2009年上升到13.68%。《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最初两年(2008—2009年),各缔约方每年可从合格的LULUCF活动中获得2.38亿t CO2当量的汇清除,相当于这些缔约方基准年源排放的1.91%,可抵消其减限排额的45%。汇清除主要来自森林管理活动,而其他活动的汇清除所占份额很小。LULUCF活动使《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为一些缔约方过多地使用森林管理活动的汇清除来完成其减限排指标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俄罗斯、日本和意大利等国。这为目前正在谈判的第二承诺期LULUCF规则,特别是如何利用森林管理汇清除的规则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