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女性主义的书写与后世俗思考

朱天文的女性主义话语本质上生成于叛逃世俗的欲望,与对现代性的批判紧密关联。她的女性主义写作呈现出世俗性与神性的双重维度,尤其以女性的世俗精神对抗理性霸权的父姓社会,昭示着她敏感捕捉到了后世俗社会的出现。同时,强调后世俗社会中神性的隐现,正是朱天文想象救赎的一种方式,是她激进女性主义思考的结果。作为“被压抑物的回归”,后世俗女性主义是朱天文写作的必然终点,对世俗与神性的关注潜伏于她写作的始终,并成像和表征为四个阶段的不同写作议题,使得她的写作在整体上呈现出贯连性与革命性。

库切“耶稣三部曲”的后世俗转向

库切一直致力于揭露与批判当下西方文明残酷的理性主义和虚伪的道德观,救赎是其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最新力作“耶稣三部曲”中,库切通过主人公西蒙的尝试与反思以及作为旁观者的观察双向解构世俗理性和后现代文化,否定了世俗理性给予人类救赎的可能,同时通过大卫对西蒙的引领,使救赎不再限于如何活,而是直指人类的终极关怀,由此达成救赎之路的后世俗转向。

后世俗主义:西方宗教哲学的后结构主义变革

后世俗主义是西方社会学为反思与批判工具理性和世俗文化而对宗教话语进行的后结构主义改造。后世俗主义一方面在剥除宗教的体制外壳后析取其本质——精神性,一方面强调精神性的世俗性或内在性,以此形成世俗精神性。作为对世俗与宗教的双向解构,世俗精神性使后世俗主义在发挥宗教对个人与社会的德化作用的同时,规避狂热主义与极端主义。文章从问题起源、哲学气质、思想内核与理论价值等四方面介绍后世俗主义的代表性论点,以表现这一新人文话语对分析和批评当代西方文化的意义。

后世俗视域下中国当代电影对佛教元素的挪用

"后世俗主义"理论强调某些"世俗化"倾向的文学艺术作品能够借用宗教的象征、隐喻和思想,对广泛意义的欣赏者产生价值和意义。在这样一种理论视域下,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电影中大量"世俗化"(非宗教题材)的作品在主题、场景、画面、音乐等方面对佛教元素进行"挪用",电影中的佛教元素以一种全球魔幻主义奇观的"返魅"方式进入大众视觉文化领域,并不断形塑着人们的消费和审美。

德里罗小说的后世俗主义批评

后世俗主义是西方社会学领域内一股反思、批判工具理性和世俗文化的思潮。通过去体制化和世俗化,后世俗主义从传统宗教中提炼出世俗精神性作为理论重心,以此构成有别于体制性宗教的信仰新范式。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唐·德里罗,深受独特天主教家庭背景的影响,在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对世俗精神性的定性和追求方式的确立作出持续探究,其代表作呈现出后世俗主义之于美国后现代小说创作的潜在艺术价值。

后世俗主义:后现代哲学中孕生的新式信仰——以唐·德里罗小说《球门区》为中心

以解构主义为哲学气质的后世俗主义,通过对世俗与宗教的双向解构,提炼出同时具备后结构性和世俗性的精神性及与之对应的追求方式,以此构成信仰新范式来反制工具理性引发的各种弊端。本文将透过后世俗主义视角,结合时代背景,呈现唐·德里罗的作品《球门区》对精神追求的必要性和可行方式的描绘,从而勾勒出作者对美国当代文化极具后世俗主义特质的批评路径。

从后世俗视域诠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导言'好撒玛利亚人故事'(The Story of Good Samaritan)或说比喻,是《圣经》中的著名篇章之一。(1)故事本身(路10:30-35)是耶稣基督与律法师对话的一部分,一般将整个对话(路10:25-37)作为一个单元来诠释。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在基督宗教传统以至整个西方文化广泛流传,成为不少文学作品以至视觉艺术作品的主题,而“好撒玛利亚人”(Good Samaritan)更成了日常用谚语的一部分,意指善意救助者。

重建启蒙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

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主张宗教与世俗之间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相互学习、互为补充,他真正的用意在于通过交往行为允许宗教进入公共领域,以弥补理性在自我反思意识上的缺失,从而达到修正和重建启蒙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的后世俗理论对缓和当代国际范围内宗教与世俗的冲突和矛盾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以世俗理由为前提的模式实质上并未摆脱理性对信仰的优越感,其现实意义也势必受到具体国家和社会状况的限制。

三大转向及其未来取向——为哈贝马斯80诞辰而作

在哈贝马斯诞辰80周年之际,回顾近30年他的思想发展可以发现,基本上是围绕着后形而上学思维、后民族格局和后世俗社会这三大转向展开的。在后形而上学、后民族、后世俗三大转向的理论阐述中,哈贝马斯从交往行为出发对当代文化、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重大事件进行批判性诊断,而且对现代性计划的未来发展做了积极的展望。三大转向理论不仅是他思想的最新发展,也规范和引导着当代批判理论的发展。

伊格尔顿谈文化与上帝之死——兼评西方左翼的“神学转向”

伊格尔顿作为在西方文化左派中锋芒正盛的批评家,自本世纪伊始即将其理论批判的重心从文化领域移向时下政治热点。在他看来,当今西方社会早已从世俗化年代过渡到了一个以由宗教冲突引发的严重暴力事件为特征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有责任进入宗教与政治之间危险的交叉地带,正视当代西方政治的两难选择。伊格尔顿的新作《文化与上帝之死》即试图回应这一难题,尝试在世俗主义与宗教狂热的两极之外开出重返信仰本质的第三条道路。质言之,伊格尔顿投身新时期西方左派神学转向思潮,试图在宗教话语中寻找辅助左派政治实践的思想资源,谋求解决当前文化与政治问题之道。这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西方知识界左翼是如何经历这场神学转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