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伦理·精神漂泊·自由向往——论中国台湾后乡土文学中“人与乡土”关系的三种表现模式

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以及土地变革的深入开展,中国台湾的乡土时空已变为资本累积的场域,土地成为逐利的载体或手段。“工具理性”的侵入造成了人的思维混乱和精神困扰,人与乡土之间原本质朴亲密的关系也沦为资本收编的对象。这种“关系”的异变,成为中国台湾后乡土文学关注的焦点,后乡土文学以“土地伦理”“精神漂泊”“自由向往”三种关系模式的书写对此进行了探索。无论是人与乡土的健康互动,还是人对乡土的返而又舍,抑或人对乡土的翻转改写,都指向知识分子内心的焦虑与救赎期望。后乡土文学不再是对现实的客观再现或简单描摹,而是对人的内在生命的真正体现。

台湾后乡土文学的源起——论《失声画眉》的分代价值

台湾后乡土文学的出现以台湾作家凌烟的长篇小说《失声画眉》为起点。一方面,虽然《失声画眉》放弃了以往乡土文学的宏大叙事,但还是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描绘出歌仔戏团及其表征的传统乡土时空的种种风貌,由此表现出与以往乡土文学的交叉与互涉,使其后乡土的品格带有某种过渡性和双面性;另一方面,《失声画眉》中出现了"神"的堕落和女性意识的崛起,这种具有后现代文学质素而不同于以往乡土文学的新的风貌,又使其带有某种革命性和先锋性。

祛魅与返魅--台湾后乡土文学中的鬼神书写与中华文化认同

鬼神书写是中国文学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鲜明体现。其在以科学与理性为追求目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式微,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受到祖国现代文学传统影响的台湾乡土文学之中。然而,随着1990年代以后社会语境的结构性改变,鬼神书写在台湾后乡土文学中得以重现,表现出新世代作家对原乡文化的怀念以及对乡土时空展开个性化建构的企图。

“乡土理知”与“现代性意识”关系析论——以台湾地区后乡土文学为例

由于“乡土”的持续“在场”为社会发展与“人”的存在提供了基本的“秩序观念”与理想的“人格仪范”,继而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次对中华民族的“传承有序”做出了较为彻底的阐释。因此乡土文学中的“乡土理知”主要指向以“乡土”为载体来完成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与解释,其内涵与外延的双重阈定决定了乡土文学的伦理特点与语义特征。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概念,现代性主要是指一种较为成熟的科学合理的社会运行机制和以理性为核心的文化运行模式,这两种基本要素在现代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呈现出差异明显的活跃程度。新的时代语境下,台湾地区后乡土文学中的“乡土理知”担负起“审美现代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成为反思与批判现代性意识的价值标准与道德尺度,另一方面又成为救赎现代化发展中不合理现象的精神原乡。

台湾后乡土文学论

台湾后乡土文学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特殊的时代条件和深刻的文化背景构成其独特的发生机制。一方面,它以后现代的视角展开对乡土空间的种种文化想象,另一方面它又继承并发展了乡土文学传统,以现实关怀的文学态度表现出多维性的人道主义精神。后乡土文学的这些创新意识与审美诉求主要通过人道主义的世俗化、微观视域的认同、在地感的凸显等三个方面得以体现。

台湾后乡土小说的历史意识与时间美学

台湾后乡土文学建构了多重时间的历史叙述形式,解构了既有历史叙述体系中宏大性与共时性的时间感,将乡土历史回归到个体化、差异化的时间当中,复写出乡土历史的复杂性,同时,后乡土文学中大量的民俗书写也以独特的方式打开了乡土的历史之门,民俗代表乡土世界中被压抑的庶民时间,后乡土小说则彻底翻转了庶民时间的落后性,甚至将此一"落后性"作为台湾历史的自我救赎之道。